• 生平简介   历史照片   缅怀文章   纪念活动  
    当前位置:首页 > 缅怀文章
    相濡以沫四十年——我和我的丈夫杨钟瑶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6-03-01    阅读次数:

       胡大白

      一见钟情

       

        我17岁上郑大中文系,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像个假小子。小学毕业前留的就是男孩子的小分头,好动、好说,整天蹦蹦跳跳。所以尽管学习很优秀,也热心为大家办事,组织能力很强,一直是孩子头,但从未当过干部,连小组长都没当过。

        一到大学,就当上系学生会的文体部长,后面又当学习部长。我觉得领导重用,一定要干出名堂。我一方面认真学习,保持成绩优异的地位,一方面工作要绝对出色,所以我就要一分钟当成两分钟使,连上楼梯我都是一蹦三台。只顾着工作和学习,大学生中的谈情说爱,甚至结婚生子,我都没有关注。我们上大学是六零年“低标准、瓜菜代”,取消了早操和体育课,生活比较艰苦。谈恋爱,结婚,那时也没有限制,所以学生中流传说中文系有个“腰鼓队”。我说“没有啊,我抓文体活动怎么不知道”,大家哄堂大笑。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腰鼓队”是指中文系有一群女生都怀孕了,鼓起了肚子。我当时真是太单纯了,直到大学毕业没交过男朋友。

        毕业后我分配到郑州十三中。当时道路不通,骑自行车还要扛着过几条铁路。路也是土路,到学校报到时已经十一点了,门卫让我去教导处找一个杨老师报到。一进门,见到一个高个头、眉清目秀、衣着儒雅的年轻老师。他帮我办了手续,又领我去找领导和到教研室。按上级要求,新毕业的大学生要去工厂、农村搞一年“四清”。我被安排在省纺建公司建筑构件加工厂,与工人同吃、同劳动,一同参加“四清”运动。每天都是早上六点出发,晚上七点半以后才能回宿舍。虽然累得不行,但躺在床上偶尔会想起那位年轻、标致、热心的杨老师,有时还会想到这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吧。仅此一瞬间,思绪忽然就收回来,自己也不好意思啦。只见人家一面,连名字还不知道呢,怎么就异想天开起来。

        紧张而艰苦的一年过去了。我除了期盼早日回去从事教学工作,还有一种感情,就是想见到那位使自己心悦的杨老师。

        回到学校,我被安排到语文组担任语文教师,教初一、三班和四班的语文,担任初一、四班的班主任。那时的十三中主要接收的是农村孩子,但近三年教育局也安排少量的城市孩子到这里上初中。这些孩子多是工厂子弟学校的孩子,大多数学生学习不太好,还有一部分学生特别调皮捣蛋。我们班城市来的男孩子就经常把女老师气哭。

        后来我知道杨老师叫杨钟瑶,比我大两岁,是从教育局调过来的,在教务处负责学生管理。他很严厉,学生都很怕他,也特别能干,全校学生集合时,只要他讲话,学生没一个敢动,可以说鸦雀无声。他巡查教室时,只要他走到那个班的外面,学生就立刻不吵闹了,因为他会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他给全校师生讲话也特别有条理、有威严。他会刻钢板字,自己把教务处要用的资料编、刻、印都完成了。他还多才多艺,是十三中射击队的队长。十三中旁边有个射击俱乐部,他与那里联系在十三中成立射击队,他带领这个队参加省市比赛,经常给学校争得荣誉。所有射击队的学生都很佩服他,因为他不但射击的成绩最好,为人也特别好。他还打得一手精湛的兵乓球,水平在十三中也是名列前茅。

        我因为当班主任,就和杨钟瑶在工作上有许多交往。了解他越多,越觉得他人不错。因为十三中的老师都住在学校,晚上也找借口到教务处去找他说点事。我感觉他也愿意和我交流,因为我们班管理得好,调皮的学生我都能让他们进步。有一天晚上,正上晚自习,我们班两个男生打了起来。大个子简聚昌14岁,又胖又壮,胡子拉碴的,看样子就像个大人,他把12岁的小个子崔新元推倒在地。小个子气不过,拿起通火的通条,上去就把简聚昌打得鼻子流血不止。我赶快找人叫杨钟瑶过来帮忙(因为我刚学会骑自行车,根本不会带人)。杨钟瑶立即跑来带着简聚昌,我骑车在后面跟着,直奔铁路中心医院治疗、包扎,又把简聚昌送回家。天已经十二点多了,那天夜里没有月亮,一片漆黑,好多地方我都不敢骑车,我俩就推着车回学校。路上就问起各自家庭的情况,原来他姊妹和我一样多,他姊妹八个,五女三男,我也姊妹八个,五男三女,我俩都笑了起来。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学校,我们俩都没感觉累,还挺兴奋。

        又有一次,我们班有个学生叫朱留保,家住在十三中东面的站马屯,有一天多都没有来上课。我就骑车去他家问情况,原来他右腿摔断了,不能走路,家里也没人来送信。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要耽误几个月上课可不得了,我给家长说我回去想想办法。我回去先找杨钟瑶商量,我说您能不能每周接送朱留保,他说:“这是好事,我支持。”他还建议:“您在你们班男生中组成帮扶小组,轮流值班,帮他上教室、回宿舍、上厕所等,帮他打饭、打水、洗碗。时间长,一定要建立组织,责任到人,还要有人检查,要表彰参加帮扶的同学。”我说:“咱俩都想到一块了,女同学也可以在学习上帮助他,全班都学雷锋了。”和同学们商量好,我和钟瑶就骑车到站马屯,把朱留保接到学校。以后几个月,钟瑶每周接送朱留保时我都要和他一起去,借口是,我也顺便做做家访,问问朱留保在家的情况。几个月过去了,朱留保没耽误课。因为感激同学们对他的帮助,学习反而进步了,他的家长也送来一幅匾,上面写着“爱生如子”。我把匾送给钟瑶,说:“我也没地方挂,你挂到教务处吧。”虽然都是工作上的接触,但每次我求他帮忙,他总是欣然答应,我有事也首先想着给他说,两人见面聊天总有许多话说。每次和他接触,心里总是甜甜的,感觉挺温暖的,这是从没有过的感觉。

        这段美好的日子不长。1966年5月,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很快革命的风暴也席卷了河南大地,连郑州郊区的一个中学也不例外,我们学校也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杨钟瑶的大字报很多,什么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啦,反革命、右派子弟呀,把他家的老底都翻了出来。他被戴高帽、游街,受尽了屈辱,一下子把他给我的美好形象全打破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被眼前的浪潮弄懵了。不久,我也被扣上了“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也打入了牛棚,我更加不解了。我在市里参加“四清”回校不到一年,各方面表现都深受学校和师生欢迎,怎么成了修正主义苗子?造反派的学生批斗我,我就和学生辩论。越辩学生打得越厉害,我真是遍体鳞伤。我也想着钟瑶肯定也被打得不行,他那么瘦怎么经得?我当年在郑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河南分社做记者,他来学?次,发现我被打得不成样子,就和当时的军管会交涉。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伤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文化大革命是思想上的大革命,怎么能用这样野蛮的行为进行?”军代表们听了他的话,也看到我被打得惨状,就下令制止了武斗。但我们仍被关在牛棚里,也就是说,每天要集中在一起,有被批判任务时,就叫去接受批判,没有任务时就集体去接受劳动改造。当时的十三中有一大片土地,种着各样的庄稼和蔬菜。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有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反动学术权威,有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有反革命、右派、修正主义苗子等,统称“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后来,革命小将批斗得没兴趣了,都去串连了,我们还是每天去劳动。没人监督了,我们自己也找些乐趣。比如说,我们比抬杠子,看谁抬的砖多。我从小爱干活,力气大,钟瑶也是八岁就担起了家庭的担子。有一次我们俩抬起了七十块砖,三百五十斤重,大家都哄了起来,说我们是冠军。正在大家欢呼时,咔嚓一声,杠子断了。我俩“抬杠子”的事成了大家闲聊的话题。在被劳动改造这一段,我们接触更多了。我也了解到,他家是教育世家,祖父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办桑蚕小学。学生不交学费,学校就开在离老家不远的庄丘寺里,学校的办学经费就靠爷爷支持和养的蚕卖钱贴补?谷照秸,父亲又继承祖父的事业义务办学,因在办学时掩护过我们党的同志,解放后被时任平原省副省长的贾心斋同志推荐到聊城师范当教师。肃反时因历史不清1957年被清理回家,所谓“不清”,是当时老家有一股土匪,父亲是给土匪说情让放了咱们的同志,但有人说他勾结土匪抓了革命同志,但都找不到证人,就遣送回家劳动。母亲受父亲牵连,因为反右时说过挖河是劳民伤财,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虽然二姐早年参加革命把弟弟妹妹都带出来上学,但这个家庭,又是地主、反革命、右派,反正是永世不得翻身了。我对钟瑶很同情,我坚信,出身不由己。再说好多老革命,都是出身地主资本家,但他们义无反顾的参加革命,不要钱,不要命,不要家,难道他们也错了?我们在一起劳动时,我就劝他树立信心,这一切早晚会过去的。那些日子也挺甜蜜的,每天一起劳动,一起聊天,也没人管。后来看到管得越来越松,我们有时也请假到市里去。我有胃病,钟瑶就骑车带我去市一分院找中医去看病。那时的一分院就座落在东大街的北面,四周都是农田,骑车子不方便,我和钟瑶都情不自禁地下车走。初春的土地,麦苗绿绿的,钟瑶用手搭在我的腰部,我觉得特别舒服。我们慢慢的走着,忘记了我们是被“关进牛棚的牛鬼蛇神”,也忘记了我们是请假去看病的,我们沉浸在“爱”的幸福中。钟瑶向我表白,说喜欢我,要和我在一起。我觉得太突然了,这种情况下怎能答应,我无言的拒绝了。之后,我发现钟瑶没有再来学校。他回到陈寨他妹妹家,向学校请假说他病了。我担心起来,他背着那么重的家庭包袱,向我表白,我又拒绝了他,他要轻生怎么办?可是这么突然,我连家里也没说过,怎么能答应他?况且我们俩还都是没有被“解放”,怎么结合?我的心真是翻江倒海。到了第三天,他妹夫来找我了,给我一个星星火炬的纪念章,那是我送给钟瑶唯一的信物。他妹夫只说了一句话:“您要不收,我哥就不活了。”我赶快说:“我收,我答应了,让他放心吧!”第二天钟瑶来我家找我了,我悬着的心放下了。我们俩走出家门,我说:“你咋那么傻呀,你突然提出来,我没有思想准备,我这一大家子,我总得和家里人说说吧!”他说:“反正我就一个人,孤独这么多年,你要不答应,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就这样,我们俩“私”定了终身。我没有向家里任何人讲,他也没和自己的兄弟姐妹说,也没向身边的任何人说。

        明确关系后,我们俩按纳已久的感情爆发了,原来迫于形势的压力和各种各样的顾忌都推倒了。白天,除了必须在学校办的事,晚上都回家(那时管得不严,所谓的“五类分子”都可以回家),每天晚上我俩就是在互相送的路上度过的。那时没有什么可以约会的地方,往往就是他送我回家,走的尽可能的慢,然后不忍分开,我又送他到他借住朋友的房子,他再送我回家,真是难舍难分。我俩真切感觉到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我们要结婚。首先的障碍是钟瑶觉得自己家里出身不好(家庭出身是地主),父亲因历史问题不清被解除工职,送回老家,不久就病死家中。母亲被打成右派,在家生活不下去,“低标准”时带着最小的女儿跑到东北农村落户,叔父在台湾不通音讯。这些事,在当时每一件都让人一辈子抬不起头,他怕我父母不同意。确实是如此,我父母发现我们走的那么近时,就让我问钟瑶家里的情况,那种形势下最看重的就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我一直没敢说实情。我们准备结婚了不说实情能行吗?我给钟瑶说:“我们先斩后奏,先办了结婚证,生米煮成熟饭,反对也不怕,我的事我做主。”我们用我在1967年和王英老师两人成立的“险峰”战斗队(没有活动过)的公章开了个介绍信,我把家里的户口本偷出来,钟瑶原本就是一个人,有自己的户口本。我们俩于1968年3月8日去二七区民政局登了记,成了合法夫妻。但不敢公开,也不能住在一起。后来钟瑶想了个办法,去二姐那,到那就说在郑州结过婚了,回来就说在信阳结的婚。钟瑶的二姐很早就参加革命,姐夫当时是信阳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家里房子比较大,另外他们就住在军分区大院也比较安全。我向父母讲了我和钟瑶已经登记了,准备去信阳结婚,并向他们讲了他二姐和二姐夫的情况,还说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我爸妈知道我的脾气,决定了的事他们也管不了,又看我们已经登记过了,只得同意我们。当时结婚很简单,钟瑶准备了两个被面,两个枕头套,一个单子。我们家准备了两床棉絮,两个被里,两个枕头,两条枕巾,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要。虽然简单,但我们非常幸福,两个心爱的人终于可以真正生活在一起了。我们编了个理由,各自请假,坐上了去信阳的火车。

                     

        风云突变

       

        钟瑶父母出事后,从上高中一直跟着二姐生活,当时姐夫在省军区工作,钟瑶节假日都到省军区。后来姐夫调到信阳,每年寒暑假钟瑶又都到信阳。二姐家有两个孩子,十多岁了,特别喜欢钟瑶。我有个长处是到哪都能和小孩子打成一片,他们一放学就缠着我俩一起玩,我们把小小的信阳市逛了个遍。我俩过着幸福的“蜜月生活”,整个二姐家也处于无比的欢乐之中。但我们心里也有点虚,因为我们分别请的假,都没说是结婚,那时也没有电话,信息不通,不知学;岱⑸裁。我就催着钟瑶,“咱赶快回郑州吧!”正准备第二天回去,这天下午二姐匆忙赶回家把钟瑶叫出去,说了一会儿话,回来告诉我,学校派人来带我们回郑州了。我们都吓蒙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原来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贫宣队进驻学校,集中学习,发现我俩都不在学校。钟瑶就一个人,找不到,到我家问我妈去哪啦,才知道我们去信阳了。这时我妈才知道我们是背着学校结婚的,但一听说学校要派人去抓我们,又担心起来。我们俩心中特别难受,只顾自己高兴,给二姐和二姐夫造成了多么不好的影响。又让我爸妈担惊受怕,文革的时候,老人特别害怕孩子出事。当晚我们被学校的红卫兵“押”回郑州。一到学校就炸了锅,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俩会偷着结了婚,可抓了个现行,真成了过街老鼠。讽刺、嘲笑、批斗我们都能扛着,我们更难受的是把我们隔离开,一人关一间房子,离得很远。我在学校南边家属院最西边的的一间小屋里,钟瑶被关在了学校西北角的一间屋子里,两人不能见面,更不能说话,互相牵挂着。后来看得松了,有好心人给我说,说每天下午会让钟瑶出去散会儿步,他会从我门口过一次。我时刻盼望着他那瘦削的身影从我房前走过。我只能在门缝里看见他的身影,他还不敢回头看我。他走过去后,我就在门缝里耐心地等他返回,等他返回学校路过我门口时,我突然开门让他看我一眼,我也从正面看看他。他更加清瘦了,我们会心的笑了笑,互相鼓舞。后来又早请示晚汇报,每次到食堂买饭时革命群众要先向着毛主席像背语录,而被看管的人要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我觉得我没错,为什么要请罪,就找人捎信让家里人给我带点馍和咸菜。好在打开水还不用请罪,我就在每天晚上去打一壶开水,一顿一个馍就着咸菜吃。那时候大家都奇怪,怎么从没看见我去买过饭。不谋而合,有一次钟瑶从我门前返回,他问我,“怎么你天天都不去买饭?”我说家里人送的有馍,我赶快问他,“你每天都请罪吗?”他笑了,“我有学生给我买饭。”我放心了,我们都是优秀的人民教师,我们的行为可以说都像雷锋一样,事事处处都为学生着想。我们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为什么我们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我就是不服。那时我每天在小屋里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就是靠这个信念,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昭雪。这阵风又刮过去了,但没人给我们平反,也没人限制自由了。我们俩一商量,就搬到学校食堂旁边一间放杂物的房间,正式住在一起过日子了。

        我发现钟瑶手真巧,擀面条又细又匀。我说:“您啥时学会擀面条的?”他说,“我上初中时就住校,学校离家80里,不能经;丶,就帮炊事员干活,早就学会了。后来到十三中就我一个人,星期天也没地方去,就和炊事员一起做饭,咋能不会呢?”他也会蒸馍、炒菜、包饺子、做馄饨。我本来做饭就不咋地,发面没准头,擀面不均匀,切菜没刀口,而且干的慢,还弄得身上都是面,而钟瑶做饭又快又干净,我就说:“反正你做得好,只要你在家,做饭就包给你啦。”他笑着说:“关进牛棚时,想给你做饭还做不成呢?我还想一辈子给你做饭呢?”我工作之余就收拾房间,给他打下手。

        有一天,钟瑶对我说:“现在没人管咱了,咱要个孩子吧!”我说:“现在刚恢复工作要好好的干出点名堂,不能让人家瞧不起。光咱俩生活多好呀,有孩子多麻烦!”钟瑶说:“人过啥呢?就是过人呗。”我说:“怎么是过人呢?”他说,他小时候听一位老师傅说的。我当时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憧憬,觉得人应该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活着,尽管遭遇不公,被人们不理解,但也要洁身自好,勇敢坚定。钟瑶说:“我也不懂,只是想我孤身一人多少年,好不容易成家了,要有个孩子多好。”我心疼他了,就说:“好吧!但要五年后再生孩子。”他说:“行。”

        我们可以每周回一次家,一般是周日早上回去,晚上返回。钟瑶心灵手巧,木工、铁工、泥水匠,什么活都会干,一到家,家具坏了他修,锅漏了他补。到做饭时,他一个人,叽里咣当,很快就做好了。他还特别孝顺,我爸有灰指甲,苦于没人给他修脚,钟瑶还会修脚,耐心地给他洗脚、修脚、剪指甲。我妈是喜欢他一来就帮她做饭。没多久,二老都喜欢上这个女婿了,偷偷结婚的事造成的不愉快早就烟消云散了。我爸是个精细人,做什么活都很精细,我们姊妹几个经常挨他的吵,但钟瑶干活他从来没批评过,还经常在我们面前夸他:“你看人家钟瑶干的活,你们干的算啥呀!”

        虽然没平反,但我俩互相爱慕,出双入对,感情好得很。我们对学生好,对工作认真,对同志们好,同志们也对我们不错。家中父母对我们也好,我的兄弟姐妹对我们也很好。钟瑶的姐妹平时就不太来往,就是一直觉得对不起二姐一家,离得远,也不方便联系,我们的日子过得凄苦而平静。

     

        人生的大不幸又让我们摊上了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反胃想吐,还光想吃醋。我对钟瑶说:“我心里像噁水缸一样,翻江倒海的,光想喝点醋。”他意识到了,“怕是有了吧!这怎么办,啥好东西都没有。”我说:“咋恁倒霉呢?这么快就怀孕了。”那时也不知道可以刮宫,只有要了。我难受了就让钟瑶给我打瓶醋喝,又要上课又要劳动,每天累得不行。学校调整房间,又让我们搬到南边最破的一间小房。冬天那屋子里冷得暖水瓶里的水就会上冻,一下雪,满屋子都是白的,但只要我们俩心心相印,怎么样的苦也是甜的。

        到了四五月间,我已经显怀了,但还要挑大粪到地里。钟瑶坚决不让我干,我说不要紧我这个人皮实,没事;拐媸,我每天高高兴兴,我没觉得是劳动改造,我觉得劳动光荣。那年放暑假时,学校让我回家了,因为我快要生产了。7月26日我住进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一进产房,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害怕了,肚子痛了很长时间,怎么老不生呢。我叫着找钟瑶,但那时的产房是不允许男家属进的,喊了也没用,等吧。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小家伙终于降生了,是个男孩。生得那么难我以为多大个呢,谁知才六斤重,一脸的枯搐皮,只有两个眼睛黑明黑明的。钟瑶是乐开了花,他大姐、二姐、三姐都托人送来了礼物。后来大姐、三姐过来看了我们,二姐的儿子也代表他们一家来看看我们,和二姐的关系总算恢复正常了。四妹在郑州郊区,经常过来帮忙。大哥一直没来往过,我也不便问钟瑶。一个弟弟在老家也没来往过。我因为住在娘家,全家人都经常见面,也都为我苦尽甘来得了个儿子而祝贺,我们俩给小家伙起了个名字叫乃斌,乃是“乃”字辈,斌是文武双全的意思,我们俩天资都聪慧,希望儿子更优秀。

        那时生罢孩子56天就要上班,谁来看孩子呢。我父亲还上着班,我母亲要为一大家子人做饭,还要照顾我哥、我姐的孩子,十三中离家十几里地,根本去不成。我想起了我的婆婆,她生了六个孩子(钟瑶的大哥、大姐与钟瑶同父异母),四个姑娘,两个儿子,小儿子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背着“反革命”的黑锅而死、母亲又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从小就过继给舅父家当儿子了。现在大儿子有了个男孩,当奶奶的哪能不高兴,不想来看孙子呢?我对钟瑶说:“让咱东北的妈来吧!”他说:“你别惹事了,她是‘右派’,在东北,小瑾的婆家是贫农,还是村干部,平平安安的。来这让人知道了再斗起来,那可不得了。我从来就没给人说过她,现在突然冒出来怎么办?”我说:“我想好了,我不说是咱妈,我说是我姨。”我老家在江苏北部,婆婆的老家在山东,说话口音差不多。钟瑶犹豫了一下,他说:“好吧!”我知道,他从心眼里想让他母亲来,又怕我们刚平静的日子因为他母亲来隐瞒了右派的身份再掀起轩然大波。他对我说:“您胆子真大,可我老连累你。”我说:“我不怕,大不了再批斗一通。”

        我们把妈妈从东北的东辽农村接了过来,同时也告诉众姊妹,这次来是以我姨的身份来的,不要说穿帮了。二姐早年参加革命时是与家庭断绝关系的,钟瑶也曾附和她说也与家庭断绝了关系,这次让妈来就不告诉她了,免得她生气。另外,一直没和我们来往的大哥和三弟也不告诉了。等我见到妈妈时,我发现她个子不高,小脚,一身农村老妇的打扮,背佝偻着,头低着,总不抬头。偶尔一抬头,我发现她虽显清瘦衰老,但依然美丽,特别是两只黑亮的眼睛仍流出温柔和智慧,她是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了?吹侥吮,她说不出的兴奋,手脚都不知放哪好,只会说:“太喜人啦。”这时她会笑得像乐开了花,像个小孩子一样。钟瑶妈妈太不容易了,她叫高紫珊,山东菏泽县人,1931年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当时被称为“旧时代的新女性”。三十年代初,曾想去瑞金参加革命,但没成行。后来在山东、河南等地县立小学教书,与父亲结婚后虽相夫教子,但也一直没离开过教师这个岗位。解放后父亲去聊城师范当教师之后,她一直在滑县、延津的公办小学当教师。但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清理回家后不久,于1958年正月初二就病逝了。受父亲影响,母亲也于1958年在反右派“补课”时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回滑县老家接受改造。当时三姐和钟瑶都跟着二姐到郑州上学了,母亲带着四妹、三弟、五妹在家,没有劳动能力,四妹在二姐的帮助下嫁给郑州郊区的农民,三弟过继给了父亲第一个夫人的弟弟。母亲领着小妹在家,低标准时,生活过不下去,家乡人介绍娘俩到东北农村,实际上五妹是给人家当“童养媳”的,这才收留了他们。母亲来时,五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生活也算安定下来,但母亲长期寄人篱下,又背着“右派分子”的包袱。一位知性女士在农村种地做家务,十几年的日子也不知她怎么经受过来的。她总是很胆小,我说话声音一大,她就吓一跳。妈来后钟瑶也老怕她对我不好,我真心痛他们娘俩,妈的际遇又不怨她,怎么两人总觉得对不起我呢?晚上在床上我对钟瑶说:“我觉得大爷(在钟瑶滑县老家,把父亲叫做“大爷”)和妈没有错。父亲大学毕业就教书,老家划的成份与他有什么关系,他也没有剥削过农民。他和妈都是解放前都参加革命工作的。我一点也不觉得连累我,你也不要背包袱,我们理直气壮的好好工作、生活。”他高兴起来,从小离开妈,又不能公开认妈妈,现在和妈住在一起,又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每天下班回家可精神了,家里的重活买煤、买面,都是他的。家具是他修的,做复杂的饭,只要是改善生活都是他的,连小孩的衣服只要是用缝纫机的都是他做,我和妈都不会用。我们也没有缝纫机,他人缘好,到有缝纫机的同事家去做。儿子长得可漂亮啦,把我们俩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一百天时照了个照片,看着就像快一岁的,笑得特别可爱,洗出来照相馆就说要放在橱窗里。我的奶好,小家伙养得白白胖胖的,我一下班就听见儿子的笑声,真成了我们三个大人的心尖尖。

        那年,搞复课闹革命我担任高中语文课,每天要上七节,还有早读、晚自习,不准请假。当时的家属院的窗户就开向学校院内,回来喂奶时间紧,我不愿绕个大圈从学校大门走到南边家属院,就跳窗户回家。天渐渐冷下来,十三中在郊区,都是平房,冬天的风显得特别大,屋子里生个小煤火也比较冷,就跳窗户那一会儿,就把屋里好不容易聚起来的暖和气给吹散了,这样小斌就冻着了。学校离市里远,看病不方便,先让校医看看,给点感冒药,吃了不见好,领导又不让耽误课。孩子哭得不行,后来不哭啦,但喘不过气来,鼻子一扇一扇的。妈让邻居把钟瑶叫过来,钟瑶说:“不好,恐怕是肺炎。”赶快找领导请假,我抱着孩子,钟瑶骑自行车带着我,另一位老师也骑一辆自行车送我们。先到十里铺汽车站,那位老师骑一辆车,用手再推着钟瑶的自行车回去,那天风大,也不知那位老师是怎样回去的。

        当时郊区没有市区的公共汽车,只有长途车。等了好长时间才坐上车,到了市里再转公交车,很晚了才到市第三人民医院。我们俩早就冻透了,也累瘫了,但孩子要紧,赶快请医生看。医生打开斗篷里的小被子,看孩子脸色发紫,呼吸困难,眼也不睁,埋怨我们说:“咋送这么晚?”我们有苦说不出,只有求医生快救救孩子!医生马上在孩子头上扎上吊针,又给孩子吸上氧,让我们好好照顾。

        住上院后,我们俩都非常害怕,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想着妈独自一人在学校等着,也不知道情况,更不知怎么难受。我想起来我娘家离医院还比较近,我说:“我看着小斌,您去家里捎个信,也拿点有用的东西来,让大奎(我弟弟)来照应照应。”钟瑶去到家里,还不敢给我父母说真实情况,只说孩子感冒了,学校没法治,来三院住几天,好了就抱过来。我弟送他出来,钟瑶才说了实情,让我弟也多来医院看看。当天晚上孩子的病得到缓解,稍微平静一点。我们俩一夜没睡,后悔给孩子看晚了,也后悔坐长途车,耽误时间又把孩子冻得病情更厉害了,可我们当时也没有办法呀!第二天早上孩子脸色发红,一摸头,可烫,赶快叫医生。医生一检查,说:“要想办法,赶快买一种进口药。”正好我弟来医院,钟瑶就让他陪着我一起护理孩子,他骑上大奎的车去找医药公司的熟人。那人说我们也没有现货,要从北京调,一到就给你们送医院。钟瑶回来后,我们俩也只有焦急的等待。这一天,看着小斌病情危重的样子,真是心疼。多么活波可爱的孩子,一下子变得闭上眼睛,眉头紧锁,嘴唇发绀。到了晚上药仍然没有送来,我们由焦急变成无望。夜色降临了,病房显得更加恐怖和悲凉。我们俩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只是内心祈祷药赶快送来吧!赶快送来吧!快救救小斌吧!突然医院停电了,屋内屋外一片漆黑,我们更加恐慌。怎么办?吊针快打完了,没有电无法续上药,还要重新扎头皮针。我俩紧张极了,赶快抱起来孩子,唯恐暖气停了让孩子再冻一次,也期盼着电能早点送来?傻笔笔俏母锲诩,市三院两派斗得不可开交,正常的管理和运行都不能维持,我们急也没办法。没药用,这瓶药打完只好拔下针头,这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小斌就没救了吗?心揪在一起,疼得出不来气。好容易挨到天亮,赶快叫护士来扎针,但一连扎了三次都没扎进去。值班护士还不错,说:“我去叫护士长吧,小儿科只有郭护士长是一针过。”大清早把护士长叫来,果然一针就扎了进去。药缓缓流进小斌的身体里,电也恢复了,房间里慢慢暖和起来,我们又感到有一线希望。上午八点多,大奎送来了进口药,医生赶快让护士给换上,我揪着的心平复下来,觉得小斌有希望了。我们也吃了点大奎带来的饭,说实在,也真有点饿了,两天三夜都没吃东西,孩子有希望了,我们也想吃点东西了。吃过饭我俩专心地看护着孩子,希望进口药打上之后奇迹能发生,孩子能尽快好起来。但是到了中午,孩子一点变化都没有,我们急了,忙去问医生。医生看了之后,皱了皱眉头,说,再等等吧!一下午又快过去了,还是没什么好转。五点多时,小斌挣扎了一下,睁开眼睛,无力的看着我,我说:“斌斌想吃奶的吧,妈喂喂。”我轻轻抱起孩子,把奶头让孩子唚着。小斌吸了一个奶,我又把另一个奶塞进他嘴里,他又吸干了。我把他轻轻放在床上,三天两夜小斌都没有吃奶了。把孩子抱在怀里喂奶的感觉真好,我虽然没怎么吃东西,但两个奶也是挺涨的,现在小斌一吃,两个奶也不涨了。我心中窃喜,可能病情好转了,吃了这么多奶。我把孩子放在床上,那一刻,小斌睁开两个大眼睛,直直得看着我们俩,还微微的笑了一下,就闭上了眼睛。希望的事没有发生,奇迹也没有出现。小斌静静的躺着,七点钟后,呼吸从一阵急促到微弱。医生的抢救没有奏效,进口药也没有挽救小斌的生命,小斌停止了呼吸。吊针拔了,氧气管拔了,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双手把孩子紧紧地抱着,谁也夺不走。后来我昏迷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把我拉回家中。当我醒来时,发现已在我娘家南屋(我娘家在郑州市宝昌里六号院,南屋有三间瓦房,不大,每间十平米左右,中间是客厅、厨房,东屋是我弟的房间,有隔墙,但没装门,门洞外有个门帘。我父母住在西屋,与客厅没有隔墙,也只有个布帘子晚上拉。。我父母的床靠西南墙,我们的床靠西北的墙,房间小,两个床基本上紧挨着。一是我当时的样子太怕人了,钟瑶一个人招呼不了我。住在一起,我弟、我父母可以帮钟瑶一起照顾我;二是那年冬天太冷,住在一起也暖和些。

        我醒来看到钟瑶、我父母、弟弟、我大姐都围在我身边,我第一句话就是“小斌呢?谁给我抱走了?”大家劝我:“孩子没有抢救过来,已经去世了。”我说:“我不信,在哪呢?让我看看孩子!”大家告诉我,“入土为安,已经埋了。”我说“谁埋的,埋哪啦?我要去看看。”我亢奋起来,几个人都按不住,只好给我打镇定针。后来稍微缓解点就吃镇静药,但还是睡不着觉,一直亢奋。当我知道我们想尽办法搞来的进口药没用完,让同病房的孩子用了,那孩子好了。本来大家是想让我心宽慰一点,这药也救了一个孩子的命。但我突然大哭起来,“上天为什么不公平?别的孩子能治好,为什么我的小斌不能治好?这不合道理。”脑子钻进牛角尖就是想不开。家里除了钟瑶还安排了两个人陪我,我是一见来人就要哭倒一回,稍微平静些就与家人说:“小斌死得不合道理,同样的药怎么人家孩子能治好呢。”后来不太亢奋了,钟瑶也要去十三中上班了,我父母就让我的哥哥、姐姐、嫂子、姐夫轮流陪着我下军棋。我整天吃镇定药迷迷糊糊,但就是睡不着,也会突然又想起这事,又与人辩论不停。后来家里人觉得这也不是事呀,干脆把雪芹(我二姐的女儿)给我,我还要把孩子户口迁到我的户口上,晚上我要搂着睡。雪芹当时三岁多,很听话。我把雪芹当成自己的孩子,不怎么闹腾了,也基本上能正常生活了。过了春节,我们三口搬到西屋一大间房子里住,我的神智仍不太清醒,隔上十几天还要发一次病,自然也上不了班,每天就在家里呆着,干点家务,看着雪芹,唠唠叨叨说个不停。我的聪明、勇敢、激情全没有了,我被这次打击完全击垮了。我成了一个废人。

     

        重新面对生活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一个新的生命在我身体里孕育,我不敢相信。给钟瑶说,他也不敢相信,但他郑重的对我说:“你要理智起来,如果是真的是不能吃药的,你要对孩子负责。”做了检查是真的。我感谢小斌,不让妈妈太孤寂,给一个弟弟或妹妹来陪妈妈。我不能再麻木,也不能再放纵,也不能再吃镇定药了。我要重新拾起生活的勇气。我开始寻找解决思想问题的钥匙。

        那时我们能看到的书就是毛主席著作,我在大学里哲学学的最好。我开始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用来解决我的思想问题,慢慢的我开始全面的看问题。小斌去世以后,我悲痛,难道钟瑶不悲痛吗?结婚后他是最想要孩子的。他从小经历众多的磨难,八岁就开始种地,承担起一家里的农活负担。十几岁家庭发生变故,一夜间,父亲成了“反革命”嫌疑被清退回家,郁闷而死,母亲被补课打成右派在农村改造。跟着二姐来郑州上高中,在名义上要脱离家庭,与母亲划清界线。结果四妹提前嫁人婚姻不美满,弟弟送人,五妹十多岁就给人当童养媳,母亲也远离他乡。自己再聪明、能干、吃苦耐劳,高中毕业最好的成绩,却因档案里政审栏里盖着“不宜录取”而与大学无缘。他的老师看重他的才华把他推荐到郑州市教师进修学院学习,毕业后无论是在教育局工作,还是到十三中工作,都非常出色,但不让入党,更不会被提拔重用。文革一开始,首当其冲被揪出来打成“反革命”,理由只有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历经艰险我们结成伴侣,又生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儿子。他比我更珍惜,失去小斌他更心疼,但我当时鬼迷心窍,肆意哭喊、胡闹,我几个月要好多人守着,安慰着,我怎么没想到钟瑶怎么承受。在娘家都是我的亲人,钟瑶又要昼夜陪伴我,又要顾及我的父母、姊妹,后来还要到十几里外的十三中上班。我怎么也想不到,乃斌去世那晚,是钟瑶和二姐夫骑车去把乃斌埋葬在西南郊南曹的地方,那要多么坚强和隐忍?我也难想像,他怎样去给婆婆说乃斌去世的消息。而我婆婆经历过那么多惨痛的遭遇与我们团聚才两个多月,心爱的大孙子就从怀里飞走了,这个现实她怎么有勇气面对?而她又不得不回到东北农村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也没想到我父母年事已高还要昼夜陪着我为我分担失子之痛。思想开了,我觉得我要负起家庭的责任,让父母不再为我担心,让钟瑶回家有一口热饭,感受到有我陪他一起撑过这难熬的日子。我又快当妈妈了,我对不起乃斌,让这么个听话的好孩子只在世上活了五个月零一天,我绝不能让肚子里的孩子再出什么差错。虽然怀孕反应得特别厉害,但我向老中医求教,懂得了怀孕后出现反应的原理,是因为胚胎发育时需要大量的优质营养,人体本能地把这些优质蛋白等输送给胎儿,人体正常的需要不能满足就会出现头晕、恶心、消化不良,就更不能吃进有营养的食品,造成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我明白了道理,少吃多餐,多吃有营养好消化的食品,不等饿就先吃,很快就止住了反应,而且后来成吃不饱了。我懂事起来,钟瑶放心了,在学校工作成绩突出。学校领导知道我又怀孕了,怕再出问题,也没有让我上班。我在家平静的养胎儿,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把我的病根解决了。我懂了矛盾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虽然药是一样,但乃斌是病危之后又历经几个小时波折到医院,虽然穿的厚,但风大、天冷,大人都冻透了何况病孩子,这么一折腾病情更加危重了。再加上停电房间没暖气,又冻了一次,孩子那么小怎经得起反复,人家的孩子虽也是肺炎,但没有反复当然能好呀!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在学习“矛盾论”后才明白。我一直好帮助人,想到那些药又救了一个孩子,自己也欣慰起来,觉得是乃斌大公无私,自己不行了把药奉献给别人,我心里也得到了安慰。钟瑶也经?嘉,每天下班回来再累也要陪我去散步,他说:“小斌是为我们牺牲的,原来我们俩那么努力的工作,但领导一点也不体谅我们,请假都不允许。小斌一走,大家都看到我们的好了。你看现在大家对我们多关心,谁像您,怀孕了也不用上班。”我也相信小斌是为我们牺牲的,我们要为儿子好好活着,在钟瑶的耐心照顾下,我的神精病好了。我又恢复成一个正常的人,我要承担起贤妻、良母、好女儿的责任。

        女儿出生了,钟瑶对我说,咱不要叫乃字辈了,乃斌的名字太好了,活不大,以后就起普遍的名字。随着雪芹叫雪梅,小名小六。别人都奇怪,你女儿怎么排都排不到第六呀!钟瑶笑着给人家讲:“胡家三姐妹,大白是老三,生雪梅时老大家有三个孩子,老二家有两个,你说是不是排在老六。她们姐仨,嫁的都是姓杨的,不就是杨小六吗?”大家都觉得新奇,哈哈笑起来。实际上我们对雪梅下的功夫可大了,拉的屎都要看看、闻闻,如果有奶瓣,还要用手捏捏,孩子呼吸声不对,钟瑶马上用听诊器听。雪梅出生后,钟瑶学会针灸、用听诊器,一般大夫能做的都会,街坊好多人都求他看病。和我们一个院住的周大爷,七十多岁了,有个祖传秘方,治中风(嘴歪眼斜)。他三个儿子都在工厂工作,都还是个小干部,因为做这种药很麻烦,也不好做,三个儿子都不愿学,周大爷看到钟瑶人好,心灵手巧,就把方子传给了钟瑶。这一来,找他看病的人更多了。

        所谓医不自治,给别人能看好病,但我们的小六一得支气管炎,就赶快往儿童医院跑,就怕转成肺炎。有一次也是冬天还真转成肺炎了,住在儿童医院,我们俩轮着用棉袄揣着女儿,因为孩子在怀里比躺着舒服。在医院里只顾忙孩子,新买的红旗牌加重自行车放在楼道里被人偷走了。我们好难受了一阵子,因为在十三中工作离不开加重自行车,而当时买个名牌自行车比登天还难。那辆车是我们好不容易托人搞了一张票,夜里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才买上的,但比起闺女来这都不算事了。车丢了,孩子那天的病倒是轻了。

        女儿越长越可爱,长得漂亮,也特别听话。我妈说:“一根线都能玩半天。”钟瑶说:“咱给她起个外号吧。”我说:“叫啥?”“叫世界第一”,我说:“好,咱就叫世界第一。”我觉得女儿比什么都珍贵。在钟瑶的指导下,我用耳朵能听出孩子的呼吸声是正常、是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看孩子拉的粑粑的颜色,闻闻气味就能知道是消化不良,还是受凉了,还是积食了,还是有炎症,什么样是缺钙了,要补充什么食品啦。失去乃斌的教训,让我们对孩子的养育和教育特别的用心。

        不久我又怀孕了,如果这个孩子再出生,在十三中就太困难了。那时钟瑶在校办工厂负责,学校的创收就靠钟瑶,他看准社会上耐火砖非常紧缺,他自己设计,自己垒一个烧耐火砖的炉子,又自己烧窑,还真出了耐火砖。他又亲自去联系销路,又扩大生产,带了几个徒弟,不断扩大规模。十三中校办工厂为学校争了光,也给学校带来了实惠。学?悸堑轿颐堑睦,就同意把我调到市里去。这一次生了儿子,我们不敢取名,就叫我父亲起名。我父亲感慨的说:“就叫保成吧,保证成功。”父亲眼里噙着泪花,我知道乃斌夭折给我造成的伤痛父亲深深地埋在心底,老人太心疼我啦。我和钟瑶都说好,小名就叫“小宝”,外号就叫“无价之宝”。保成出生56天,我就到郑州七中上班了。父亲正好那一天退休,二老在家照顾雪梅和保成。不久,保中也出世了,也是我父亲取的名,也是吉祥的意思,因为在河南说“中”也是成的意思,我们也给他取了外号,叫“掌上明珠”。几个孩子都非?砂,我们俩的工作也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很出色,我父母不再给哥、姐看孩子,专心当我们的后盾。重新面对生活,使我们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峰回路转

       

        我在郑州七中教课和当班主任,做得不错。1974年下半年,郑大中文系的人突然通知我,愿不愿意回郑大中文系教学。我听了很意外,但也听说,我1964年毕业时原来安排是留校的,后来有了变化,给我分到郑州市,就是准备随时可以调回去。跟钟瑶商量后,就表示同意,因为有尚方宝剑,调动比较顺利。1975年春天我就成了郑大中文系的教师。

        而钟瑶因为在十三中为校办工厂做出的贡献,也同意他回郑州市里工作,调到郑州市科委工作。他负责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普及活动,经常下基层搞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组织有锅炉队,机械队等。钟瑶的性格是只要接受任务就拼着命去干,记得是1976年7月下旬,保中发高烧,他要去北京出差,我说你给单位请个假吧!他说:“那怎么行,您就多劳累劳累吧!”那时我们住在娘家,三个孩子都小,父母年纪大了,我还要到郑大上班,孩子生病真是难办。他到了北京正好赶上唐山大地震,北京震感也特别强。我是又在家作难又担心钟瑶的安全,家里没有电话,也不知道他的安危,急死了。乃斌的那个事把我的胆吓破了,只要觉得亲人有危险就昼夜睡不着,白天就神神叨叨的说个不停,一直到他回来为止?伤乩戳,我却给他大吵一通,把几天的委屈都倒了出来。他也不急,一直安慰我,直到我消了气。

        我从怀了雪梅开始我们就住一间西屋,直到有三个孩子还是住一间房。钟瑶会想办法,把床加宽,这样一家五口就挤在一个大床上,通床铺一个大塑料布,上面再铺几个小褥子。白天累,晚上困得顾不上把孩子尿尿,经常是醒来身子底下是湿的。我们娘儿四个一挤就苦了钟瑶,经常睡到床梆上。我说,真对不起,他反而说:“这算啥,挖河时我们能睡在扁担上。”这是真的,1958年、1959年,挖河时那叫挑灯夜战,太累了,扁担放在两个筐上就可以睡。

        那时穿衣凭布票,吃粮凭粮票,孩子多,什么都不够。布衣服容易破,我就学会了补补丁。不管大人小孩的衣服,都有补丁,被子褥子也有补丁,就是袜子也有补丁。但是做衣服,我还不如钟瑶。亲戚朋友家孩子大了,不穿的衣服我们如获至宝。修修改改就是钟瑶的长项,给我们闺女改的“棉猴”,可精神了。那是钟瑶大姐给的一件驼绒里的旧大衣,钟瑶把里子一翻,罩上新的面,仿照当时最流行的带帽子的大衣给雪梅改了一件,一条街都羡慕,不知从哪买的。不管什么样式,只要他一看就能做成。

        有一次我十三岁的侄子从武汉来,我们答应让他吃饺子的。孩子眼巴巴的等着我做饺子,我是面和得慢,菜切得慢,火也收拾不好,两个小的一个人抱一条腿也闹着要吃饺子。直到钟瑶下班,放下自行车,说你们歇着吧,钟瑶一上手半个小时饺子端上来了。我妈经?渲友担“小白(我的小名)是掉到福窝里啦,钟瑶又会做饭,又会做活(指做衣服),你还吵人家。”我脾气急,一遇事,就爱唠叨,嘴还不饶人,可人家钟瑶就是不吭。晚上孩子们都睡了,我问他:“我吵你,你怎么不还嘴呢?”他不答话,我急了:“你说不说?”他才说:“我还嘴,那就得吵架,几个孩子,还有老人,值吗?”我无话可说,确实是我的不对。虽然日子过得清苦,还经常吵吵闹闹,我们的心里甜着呢。原来十三中的同事见到我们都说:“你们俩真有本事,一个人调到郑大,一个人调到市科委,我们还呆在郊区。”我们也就哈哈一笑。

        还有好事,因为我们孩子多,学校分房的时候还给我们分了一套,我们全家搬到郑州大学家属院里住。钟瑶自己把自行车改造一下,焊了个“小车厢”,挂在自行车右边。安上轮子就成了三轮车,自己骑时把偏斗一去,就是自行车。早上钟瑶带着三个孩子先送他们去上小学和幼儿园,他去市科委上班,孩子放学再接回来。我们住在郑大西生活区,离中文系近,我就走着去上课。

        那时郑大房子少,房前屋后都是空地。钟瑶勤快,前面种的有豆角、黄瓜、西红柿、辣椒、韭菜等,后面种的丝瓜、梅豆、金瓜。菜长得好,最大的乐趣是摘了菜让孩子挨家送去。我们还喂了鸡,春天买了一窝小鸡,到夏天就长到斤把重,每周可以杀一只公鸡改善生活。9月母鸡就开始下蛋,我们家的鸡每天可以下12到15个鸡蛋。我去老家(滑县)把婆婆右派平反手续办了,就把婆婆从东北正式接过来。早上打荷包蛋,每天每人一个,保证营养(早饭是我做的,婆婆、钟瑶、三个孩子每人一个。我认为我身体好,可以不吃,一直没人发觉)。剩下的鸡蛋我都认真保存着,谁家生孩子,要送鸡蛋,谁家老人生病了也要送鸡蛋,这叫“支门事”。我们家老人多,孩子多,钱紧张,这鸡蛋可有用了。邻居说:“你们家鸡怎么不生病,蛋下的这么多?”我说:“我们是科学养鸡,钟瑶按时给鸡打针,吃驱虫药,补钙,既不生病,下蛋也多。我们喂鸡,有青菜、麦麸、鸡蛋壳、剩饭。”我好帮助人,记得早些年给一个朋友的孩子补课,后来那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分到面粉厂工作,他们分的麸子都送给我喂鸡。

        我们还会磨豆浆,做豆腐。钟瑶去四川出差,回来带了个小磨。婆婆让五妹从东北寄点黄豆,东北的黄豆圆圆的,泡出来个头可大啦,磨的豆浆和做的豆腐都特别好吃。剩的豆腐渣炒一炒,孩子们都抢着吃。

        我还学会了做酸辣萝卜干,这是向郑州咸菜厂的熟人学的,五香萝卜干是给我妈学的。也会做酱,三伏天,煮好的黄豆焐上几天,等长满绿毛,然后晒干,用西瓜下酱,封上坛子口。晒上一个多月,不能让雨淋着,还要让坛子转着方向晒,让每一面都晒透。我们家的酱可好吃了,不太咸,味鲜,也不生虫,邻居都看好,只要一让人家挖点尝尝,肯定不会客气的。

        那时粮食定量,我们家孩子多,又经常有亲戚来,粮食总是不够吃,所以从来没有买过馍,总是钟瑶蒸馍,因为怕卖家给的粮食不够数。也经常蒸包子,如菜包子、红薯包子、枣包子。七十年代枣很便宜,我们不买好的,论堆买不好的枣,几分钱一斤,自己挑挑拣拣,洗洗,仍然不错,枣包又好吃,又营养。我们家也从来不去换面条,也是怕换的不够数,十次有九次是钟瑶擀面条,因为我擀得又慢,又差劲。只要钟瑶一回来,我赶紧让位,围裙给钟瑶一束,面条很快就擀完了。

        天热了,别人家都买了电扇,我们家经济拮据,钟瑶就买了几个电扇叶子,用铁丝做了个框,用废的锡化了后做成底座,不到20元就做成了电扇,风力还不小。后来家里条件稍微好点,钟瑶还买了落地扇的材料,给家里做了两个落地扇,样子和买的一样,但价格只有买的四分之一。

        搬到学校住以后,钟瑶还到处托人买下脚料给家里做了个大立柜。没有长的料,他就做成两截的,放在一起也看不出来,自己油漆,比买的还好看还结实。但谁也看不出,做柜子的三合板用的是药厂的包装桶。废的包装桶一元一个,通过熟人可以买来,拆开把三合板弄平,放在褥子底下压一段时间,就成了平平的三个板。后来钟瑶又做了“一头沉”(当时时兴的一种桌子)、半截柜、饭桌、折叠椅、小板凳,反正屋子里的家具都是钟瑶做的,别人家有的,我们一样也不少。这都是钟瑶利用星期天、每天晚上,一点一点做起来的,在科委钟瑶一直保持全勤,还经常出差、加班。那些年我们日子艰难,钟瑶是勤我是俭,做菜的佐料中只有盐和醋是买的,别的都是自己加工的。我也不知道心疼钟瑶,现在想起来,他长年累月该有多累。

        郑大物理系缺人,我们想办法说服科委放人,钟瑶调到郑大,我想这样他就不会太累了。上世纪70年代末,郑大恢复高考,随着77级、78级学生入校,物理系的实验设施建设成为当时系里的一项重要任务。除了教学需要,教师科研工作也需要进一些高精尖的设备?墒堑笔钡墓沂前俜洗,学校也是这样,没有钱要建几个近代物理实验室。因为钟瑶是从科委调来的,再加上钟瑶干什么工作特别投入,又肯钻研,重任就自然落在他的肩上。他通过科委口打听到某科研机构有台报废的穆斯堡尔谱仪,经过多次协商,最后人家只要五千元就可以让郑大拉走。当时物理系也有争议,虽然几十万的仪器五千元卖给咱,但修不好怎么办,当时五千元也不是小数呀!可钟瑶有把握,物理系的孙俊书记拍板,“买了!”钟瑶亲自拉回来。郑大有了当时中国之三的穆斯堡尔谱仪(当时高校都没有,只有中科院等三个研究机构有)。物理系的专家学者都来看,但都心里犯嘀咕,人家好几年都不能用了,我们能修好吗?人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看待这个事,这也是钟瑶接受创建“近代物理实验室“任务的第一个拦路虎。我心里也直打怵,钟瑶没上过普通大学,以前也没见过这种仪器,万一修不成怎么办?

        从此以后,钟瑶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至深夜一两点,周日也从没休息过;氐郊乙膊辉趺此祷,我也不敢问他进行得怎样,人更瘦了,眼圈是黑的。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穆斯堡尔谱仪终于修好了,并且恢复了各种功能,不仅满足了本科教学的需要,而且,物理系的老师用这个仪器做支撑,在考古等方面获得了重大科研成果。人们开始对钟瑶刮目相看了。原来人家都知道钟瑶勤快聪明,生活中什么物品一看就能做,这次难关的攻克都服了钟瑶,那么尖端复杂的仪器都能变废为宝,不是一般的聪明啦。其实我知道,钟瑶一直在认真的自学,文革前我见过钟瑶的许多学习笔记,摞起来要有二尺多高,都是自习电子、电器方面的,每一本的字迹、画图都非常认真,就像刻的一样?上У氖,文革期间,我们的书、笔记本都被抄走或烧了,或丢了。文革后,在十三中办工厂,在市科委,他也很注意学习,一直是干什么就学习什么,研究什么,钟瑶能解决这些难题,也是他的天才和勤奋所致。以后又搞了“低温”等物理实验室,他做的工作我不懂,也没空去询问。总之,他调到郑大后,心情特别好,工作的热情更高了,物理系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很信任他,他也觉得这里能发挥他的能力,很快他破格评为工程师。

        我在中文系也如鱼得水。刚来时在写作教研室,我讲课挺受学生欢迎,而且辅导认真。上午上课,晚上辅导,只要有一个学生还在教室,我就不回家,耐心地答疑,与学生探讨问题,经常十二点才回去。好在我只每周二有课,但这也要多亏婆婆人好,钟瑶几乎天天加班,再碰上我有课,那几个孩子就靠婆婆照顾了。后来我又调到现代文学教研室,讲两门课,一门是必修课现代文学,一门是选修课影视文学,这两门课都是我喜爱的。特别是讲影视文学时,我到学校资料库借资料带让学生看一些经典作品,又到市电影公司借内部资料带让学生看一些获世界大奖的作品,学生可高兴了。学生缺什么东西,我爱给人家,比如学生没衣服了,我把钟瑶的衣服给学生穿,他从不怪我。学生生病了,我会做面条送到学生宿舍,碰到他在家,他就接过手去做,因为他做得比我做的好吃,学生很喜欢我,也喜欢钟瑶。我也很幸运,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就顺利的评上了讲师。

        后来,我们又搬了一次家,从两间房到三房一厅。虽然面积不大(只有54平米),但在当时的郑大,我们是首先住上套房的?晌颐羌仪灼荻,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一来就是住好多年,或者有工作才搬走,或者结婚时才搬走。我们分的房子是一楼西面把头,就在院子里盖了两间小房。盖房子时来帮忙的同学可多了,同学们和我家的几个孩子也很熟,经常逗他们玩。

        事业顺利,家庭和睦,孩子优秀,好日子总是不经过。这年春节刚过,钟瑶说:“我右腿好像长了个东西”,我吓坏了,“什么东西?”钟瑶说:“你别慌嘛。”我说咱赶快去医院。我们去了离郑大近的铁路中心医院,一检查果真是个瘤子。当时住了院,第三天就做了手术,查出来是个纤维瘤,良性的,我虚惊一场。因为手术在小腿肚上,手术虽然进行的顺利,但缝合时是实习大夫缝的。小腿的肌肉层次多,筋腱分布得错综复杂,缝合时把肌肉层搭错了,虽然伤口缝住了,但一直疼痛不止。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也不能走路,用尽各种方法都没有效。最后托人找到郑州市骨科医院的老专家郭春园大夫的夫人给看了看,人家一摸,就说出了病根,是肌肉缝合时缝错了。郭夫人说,“要么重新缝合,也很麻烦,因为已经错长了几个月啦,要么用手捏开,特别痛,要有忍耐力,你们愿意怎么办?”钟瑶说:“捏吧!”还真捏好了,但钟瑶痛的全身都汗透了,郭夫人说:“杨先生真是不简单,一声不吭”;氐郊,钟瑶告诉我,“那叫真疼呀,我差点晕过去”。又治了几次,好啦,能下地了,又上班忙去了。这也可能是给我们的预警,正向大地震来之前的小震一样,但钟瑶的这次灾难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警惕。

     

        又一次灭顶之灾

        1981年12月1日,我被学校派到河南省修武县国家建工总局的五七干校去讲课。当时我们家是有困难的,三个老人(我的父母、婆婆)、几个孩子,钟瑶当时身体也不太好,年初的手术后遗症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我们中文系是接受郑州大学校长直接安排的任务,他的老战友是五七干校的校长,想请郑大老师给上文化课,他答应了,我们中文系也接受了。任务落实到写作和现代文学教研室,能去的已经都接受过任务(每人两周),我做通钟瑶的工作,让他多辛苦点,我就去了。每天六节课,都是新课,头天晚上要认真备课,一般要晚上十点多才能入睡。十二月八日这天,我照常备完课后躺了下来,突然我被憋醒了,耳朵里出现很重的呼呼声。我急忙起来,觉得不好,我以前曾煤气中毒过(即一氧化碳中毒),感觉就是这样。我急忙下床,把房门打开,一股冷气吹来。又把走廊的门也打开,把煤气放出去,我的头脑猛一清醒,看到走廊的煤火(砖垒的大煤火)上,炉口上的茶壶被人挪开了。这个五七干校的人员原来都在北方,他们取暖的习惯是烧土墙。如果茶壶座严炉口,这样热气就从火墙中通过房间就暖和了,煤气(一氧化碳)也从烟道里跑走了,既取了暖,又不会煤气中毒。但如果茶壶不坐在炉口上,热气和煤气都散发在走廊上,从门缝里就进了房间,所以我就出现煤气中毒的症状。我想把茶壶挪到炉口上座严,就没煤气了,这样我和其他住在这排房的同志就不会煤气中毒了。我去用手抓住壶把手,想挪它,忽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觉得特别冷。我躺在房门前,全身都湿了,我下意识换了一身秋衣,盖着被子又睡了,一会又冻醒了。拉开灯一看,我手上的皮都掉了,全身更冷了,牙不住打颤,我发觉有问题了,就下床去喊人救我,又晕倒了。只在偶尔清醒时感觉许多人进来,也有人给我上药,又昏迷过去了。等我醒来已是上午8点多了,我躺在担架上,医生说,把她放在床上检查一下,我说我可以上去,又昏迷过去了。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睁开眼,发现全身都缠满纱布。钟瑶也在我面前,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傻瓜,你烧伤了,已经晕迷一天一夜了”,我又昏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邻居半夜听到呼叫声,到我房间一看,发现我发烧,全身烫伤,赶快找人,又找来校医给我上药,又让人去准备车。但干校唯一的一部卡车上装满了没卸的红萝卜,等把萝卜卸完,才把我拉到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经诊断我是全身烧伤,高烧42度,昏迷不醒,我因一直没有知觉,所以一直也没有感觉痛。我就这样迷迷糊糊的躺在病床上,过了十二天十二夜,而钟瑶也就这样陪着我过了十二天十二夜。高烧不退,炎症控制不住,郑大的领导十分焦急,因为1980年,郑大一个学生,在驻马店因烧伤住院,病情不见好转,转往郑州治疗的路上,病情突然恶化死亡。让不让我转院,学校处于两难之间。钟瑶更加焦急,不敢告诉家中几个老人真实情况,几个孩子还小,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才六岁,给他们说无济于事,反而怕他们说漏嘴引起老人惊慌。病情危重,在新乡没有一丝希望,转院也非常危险,他无人商量,护理我也没人顶替,本来就瘦弱的身体,真是无法再支撑了。这时突然我二哥来了,见了二哥,钟瑶觉得有指望了。两人商议的结果,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回郑州,回去还有一丝希望,不回去不堪设想。二哥立即赶回郑州安排,钟瑶通知学校领导,我们的态度明确了,坚持回郑州,路上出了问题家里负责。

        第二天是冬至,一大早二哥就带来了一个中型面包车,并说一分院的烧伤科也联系好了。办了转院手续我们就上路了。当时新乡到郑州的路可不好走,傍晚才到医院。一路上我仍是昏迷不醒,一直到我抬到病床上时,我又醒了一下,看到我躺在一个用棉被盖住的大铁罩里。钟瑶说:“咱们到郑州了”,我又昏迷过去了。

        后来知道,我转入市一院烧伤科后,大夫做了全身检查。说我是全身重度烧伤,痂底大面积感染,长时间高烧不退,病情非常危重。一是立即静脉点滴消炎药,还加上输血,输氧等措施,二是第二天就做大手术,揭掉全部黑痂,清洗创面,并用异体皮部分植入创面情况尚好的地方。我仍是在昏迷中。第二天在手术台上,我好像有点意识,觉得我在太空中游荡。手术进行了七个小时,到病床上又过了几个小时,醒来时已经晚上了。房间里紫外线灯发出暗暗的蓝光,显得神秘而恐怖,我睁开眼睛看到钟瑶疲惫地趴在我的床头。他一见我醒来,赶快起身说:“您终于醒了,把我们吓死了,感觉怎么样?”十几天来,我第一次真正的清醒,回到郑州了,爱人守在身旁,我说:“好受多了”。我看了房间另一个床上睡着一个剃光头的人,我问钟瑶:“怎么病房里住个男人”,钟瑶说:”这是中牟造纸厂的女工,因为烧伤严重,只好用头皮做植皮用。您不知道吧,头皮长得最快,可以取七次呢,烧伤科的人都说头皮是天然皮库。”我会心的笑了。

        第二天,我的烧退了,我更感觉舒服多了,也感觉饿了。钟瑶喂我吃了一碗两米粥(大米和小米放在一起),听说是我妈给熬的,真香。虽然我的两条腿、两条胳膊都被吊在铁罩子里,四个吊瓶分别扎在两手的大拇指和两只脚的大拇指上,六小时还要在右手臂上端仅有的一块好皮上打一个肌肉针,钟瑶开玩笑说:“你现在是任人宰割啦”,我说“就这也比前几天强多了”。

        但是好景不长,该换药了,主治大夫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胡老师,换药比较疼,我把一卷纱布塞到你嘴里,你咬着,我们还要有人按着你的腿,你好好配合一下。”我想,会有多疼,我能扛得住,就说:“好,你换吧!”谁知真是撕心裂肺的痛,如果没有人按着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我的感觉就像扒皮一样,疼的钻心,而且放射到全身和头皮。也亏了咬住纱布,一次药换下来我全身都汗湿了,也像脱了气一样瘫了。钟瑶就在我身旁,还要下手拼命的按着我,他的难受也不亚于我。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不能翻身,不能动,只能仰着头。喂东西很困难,天天四肢被吊住,特别难受,最可怕的是三天一换药,每次就要死去一回。我着急了,对钟瑶说,“我受不了啦,您也太辛苦了。干脆让我死吧,我一闭眼,咱俩都解脱了。”钟瑶吵我,“您瞎说什么?三个老人眼巴巴的等你出差回来,你烧伤的事他们还不知道,你要是死了,三个老人还能活?几个孩子你都忍心丢下,你不活,我能活吗?赶快打住,想都别想。”钟瑶的一番话让我清醒过来。我一闭眼,不再受折磨,可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钟瑶怎么办,我太自私了。从我烧伤,钟瑶就陪在我身边,为我着急担心,还要操心家中的老人孩子,白天黑夜不能睡,他比我还要煎熬。我要扛住,再大的痛苦也要忍住,不能再让瘦弱疲惫的钟瑶受打击了。我对钟瑶说:“能不能让孩子来,我看看他们?”钟瑶说:“我们这是隔离病房,只特批我一个人进来护理你,别人来只能在走廊外面,更不要说进病房了”。我开始耐下心来,但仍见不到孩子和学生,给我支持和鼓励的是我的学生来看我进不来留下的字条和家中亲戚送饭时捎来孩子们的信。做了几次植皮手术后,在钟瑶的耐心护理下,我的伤逐步好起来。医生允许后,钟瑶接我出院了,医院照顾我,让我把铁罩子借回去用。钟瑶接上紫外线灯,每天按时消毒。房间与医院差不多,好的是,孩子们可以在门口看我,这就是我的最大安慰。医生还是几天来换一次药,因感染面积小多了,每次钟瑶一人配合就行了。我仍是不能穿衣服,罩在铁罩子里,不能下床,大小便都在床上。钟瑶除了照顾我和老人,对几个孩子来说,是又当爹又当妈,老大十一岁,老三才六岁,正调皮的时候,尽管有同志们帮忙,但钟瑶的辛苦可想而知。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这三年我慢慢恢复到能坐在床上看书、看电视、吃饭,也能下床走十几步。

        能看电视让我的心又动起来,我看到82年到84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教育战线的变化。每当看到有各地民办学校的消息时我都特别兴奋,人虽然在床上躺着三年,但我的思想一直在翻腾。我就这样一直让家里人照顾我一辈子吗?我残疾了这是事实,但我要残而不废,要让家人知道我活着不是他们的累赘,要做有价值的事,也要让社会知道,我没有成为废人,我对国家,对人民还有意义。我对钟瑶说出了我的心声,他叹了口气,说:“你可要想明白了,你身体这样,要想做点事可又要吃苦了”,我向他笑了笑,“我不就是这个命吗?我就是吃苦长大的。”他理解的点了点头:“好,我支持你”。我把我这些天想到的事向他倾盆而出。我讲到现在国家急需人才,而刚恢复高考,公办高校培养的毕业生远远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现在郑州开始搞自考的试点,一下报了两万多人,缺的就是对他们进行专业辅导。我们可以办个自学考试辅导班,我俩都不拿工资,只尽义务,郑大肯定会支持的,我也就有所寄托了。钟瑶听了觉得可行,他又详细思考了各种困难和怎么应对。我们俩又一次心心相印,准备投入一种艰难的新生活了。

     

        艰难起步,迅猛发展  

        我们取出仅有的30元存款,23元印了听课证(当时是铅印,起码2000个起印,是熟人才要了23元),剩余的七元钱,买了纸、墨、笔自己写广告。家里打了浆糊,让亲友去贴,没钱刻公章,就找郑大印刷厂的熟人给拿了十四个报废的铅字,“郑州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用胶布一缠就成了,买个印台就能盖章了。我想还要登一次广告,但没有钱,我对钟瑶说我的老同学在郑州晚报当社长,咱先欠着他的,您去找他说。钟瑶一说,王力健大力支持,他说“只要大白能有点事做,我们都高兴”。写个什么广告词呢?钟瑶说:“这是您的长项,你写个让人一看就忘不了的。”我想了好长时间,写出来,“如首次自考有一门合格者,参加本辅导班自考不合格时退还全部学费。”钟瑶说行,但我们要算一算,能不能给大家兑现。我们一算,如果招两个班,100人,中文专业每人学费30元,党政专业学费35元,一共3250元,就是全不及格,我们砸锅卖铁再加上借亲戚朋友的也能还得起。钟瑶说:“就这样登”。我们俩还约定,从办学之日起,我们俩除了工资不能有存款,我们绝不从办学的费用中取分文。我们只为国家,为老百姓办事,满足我“残而不废”的梦想。现在想起来,我是躺了三年,急切想走出去干点事,可这又要给钟瑶增添多少劳累和辛苦呢?想起来我眼前就浮现他1米78的个子只有100零几斤的身影,我确实太亏欠他了。

        1984年11月2日第一天开班。下午六点,郑大中文系的王万里书记来了。我和钟瑶热情接待了他,可他一说明来意,我们俩傻眼了。他说:“大白,听说您办了个辅导班,同志们很有意见,中文系领导班子研究,让我给您谈谈话。”我一看这样,就示意让钟瑶骑车先走,王书记不紧不慢的和我谈起话来。我向王书记说明:“我办这个班,经过学校批准,郑州市教委也批准了。我只尽义务,找老师为自考的学生辅导一下,我和钟瑶都不拿工资。因为办班,我还申请让系里给我编教材的任务,够一个教师的工作量。”但我怎么解释也不行,王书记上纲上线的帮我慢慢分析。钟瑶已经派了两次人让催我去四中,说那里学生太多,教室坐不下要炸锅了,闹着要退费。我给王书记说了个谎话,“我父亲病了,钟瑶让人来接我去,咱们找时间再谈话。”书记信以为真,他走了。我被学生带着去了四中,一看,满院子都是人围着钟瑶吵着要退费。我让大家都到四中的会议室,我坐在讲台桌上给大家讲话。我说:“同学们,对不起,我们设了三个报名点报名,没想到人报超了。今天大家都来了,讲课老师也来了。她是郑州大学中文系的郑月蓉教授,她在北师大硕士毕业,当时是学;熬缤磐懦,听她讲话就是一种享受。愿意听课的在教室里听完今天的课,不愿听的随我去外面反映情况。明天早上八点,在郑州四中传达室退费,听课的也是全退”。这样一部分人在教室里听课,一部分人跟我出去在外边说事。我腿上伤重,还不能坐凳子,只能铺个棉垫子坐在地上。但感觉到会议室里静得鸦雀无声,只有郑老师那悦耳的嗓音和幽默的语言,教室里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围着我的人渐渐少去,最后都去教室听课了。下课以后,我又坐在讲台上,说:“同学们,从明天起,连续三天给大家退费,对不起大家了。”同学们不再吵吵,静静地走了。钟瑶也骑着车带着我回家了,他心疼地问我,“你的腿冻坏了吧,坐在地上那么长时间,您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呀,这才是第一天。”我说:“您只要不嫌我惹祸就行了。”钟瑶说:“你想到哪啦,办班是咱俩的事,有祸也是咱俩一起惹的。”我高兴地笑了,钟瑶总是那么理解我。一直等了三天,一个学生也没有退费,教室里就挤着上课了。钟瑶说:“还是要请最好的老师,咱就是一条原则,‘教学质量是生命线’。”我说:“你懂教育学,你多想想怎么保证教学质量。”钟瑶上高中时,他父亲病故了,家庭成份又不好,父亲又是因为历史不清而退回原籍的,农村就按反革命对待了。父亲回老家不到半年就去世了,姊妹几个胆小不敢回去。大哥打成右派了,劳动改造不能回去,只有钟瑶回去给父亲办了丧事;乩春,七中的人知道了,就批判钟瑶与反革命家庭划不清界限,高考时政审一栏就盖上“不宜录取”的字样。尽管他在七中的成绩绝对是名列前茅,但也上不了大学,不过最后还是照顾了他被分到“郑州市教育进修学院”学习了,因此他学的是教育学。

        刚稳定一个月,这时河南省第一次参加自考的成绩公布了。当时全省有20000多人报名,只有9000多人敢下考场,合格率不到6%。成绩一下来,班上的人脸色都不好看,班里笼罩着一股悲观的气氛?即乓痪淇谕缝“自学考试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挤下来的多,过去的少”。钟瑶说:“这种情绪要坏事。”我们给学生分析:“第一次考试你们没有教材,没有考试大纲,没有教师辅导,你们考试不及格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你们有了国家提供的教材、考试大纲,我们请的又是大学最有经验讲得最好的老师给你们辅导,你们又有这么多同学可以一起切磋,你们怎么会考不及格?况且,有了第一次考试,你们了解了自考出题的方式和题量,我们又把外省前几年考试的卷子印给你们做参考,把握就会更大了。你们咬紧牙,坚持考完这一次,出水才看两腿泥呢?銮,即使不及格,我们保证退还全部学费,你们也没有损失,还学到了知识。”这些实事求是的分析让同学们安下心来,大家都拼命的学习着。

        高炮学院(现防空兵学院)政治部徐主任,满头白发,每天都提前到班上占位,好坐在前排,有时门不开,还跳窗户进去占位。有一个高高胖胖的学员,最爱问老师问题,也爱和同学们讨论,我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笑着说:“小单位”,“您干啥呢?”“在办公室打打杂”,旁边的同学笑啦,我说:“咋了?”同学们说,“这是我们郑州的杨副市长”。后来我做了统计,我们两个班143人,最小的14岁,最大的56岁。党政班50%都是县处级干部,可是学习起来都是非常认真的。

        但是这一年,天公不作美,连降大雪,道路阻塞。公共汽车、电车(那时郑州还有无轨电车)经常?,医院里挤满了摔伤病人。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教学点,同学们东起凤凰台西到西流湖,北起柳林镇南到十里铺,方圆三十里,好多同学都是走着来上课的,老师也是同学们搀着走一个多小时才到教学点的。有一天,下起鹅毛大雪,路上的积雪有半尺深,钟瑶说:“今天真去不成了,你在家歇歇吧。”我说,“天不好,学生思想容易不稳定,咱还是去吧。”钟瑶借了辆三轮车骑,后面有个学生推着,我坐在车上,腿上盖着被子。当我们推开教室门的时候,同学们都站了起来,“杨老师,胡老师,这种天您们咋来的呀?”我满头满身都是雪,边打着边说,“您们不是也来了吗?”回想那时的日子,我们俩和同学们就像亲人一样心连着心呀!

        冬去春来,我们一起咬着牙挺过来,钟瑶请来炮院的战士当监考,我们按着自考的题量、自考的出题方式,让同学们参加三次模拟考试。当时学校资金紧张,有的同学就在自己单位给学生印卷子?际约吐上嗟毖细,战士谁也不认识不留情面?纪曛,老师评卷,同学互相评卷,大家逐渐心里有了底。1985年四月底,我们班同学们参加自学考试啦,我和钟瑶比他们都着急,但看到他们回来的样子都没有灰心丧气,问考得怎么样?大都说差不多。我们给辅导班放假了,约定六月六日成绩公布后再报名。

        我和钟瑶也没闲住。四中的音乐教室拆了,我们找到中原路小学,租他们五楼上的一个大教室,可以坐154个人,如果安排3个班(每个班一周学习三次),就可以容纳462个人。想着肯定够用了,我们也按这个数准备了教材、参考书,特别是请好了教课的老师。谁知道,自学考试成绩一公布,6月6日晚上中原路小学又炸了锅。我俩六点多到了中原路小学门口,一看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小学的值班人员开始要一部分人进去报名,后来看来的人太多了,就不让进了,也就吵起来。我先让工作人员维持秩序,不要争执,钟瑶赶快统计人数。白天已经报了300多人,院子里和门外的还有700多人。我们俩一商量,意见一致,今天报462人截止,这些人可以按时入班,明天开始报名的6月16日入班。给大家一讲明,已经进院子的继续报名,外面的明天来报名,我站在外面解释。有人担心6月16日开不了班咋办,我说,你可以问问老学员,看看咱们辅导班说话算不算数?其实外面的大多数是老学员,他们都说,“放心吧,胡老师、杨老师办事,没有不成的。我们考试都合格了,想着今天才开始报名,晚上来也不晚。”新的学员一听也就散了。

        我们俩没想到学习班发展势头这么好,原来我们辅导班成绩这天登报了。平均合格率87%,河南省各科前三名共有21名,而我们班就有16名。同学们成绩好,一传十,十传百,可不成这样啦。我们俩知道,答应学员的事就一定要办成的,马上联系中原路小学的丁校长,因为这个楼上有两个大教室,丁校长说:“房子是空着,但没有家具。”钟瑶第二天就去找旧课桌、凳子,我则负责安排人买教材,聘请老师和安排班主任。16日准时开班,可是这几天学员报名非常踊跃,又爆满了。只好又找教室,买教材。我说:“这形势像原子核裂变样的,一个班变两个班,两个班变四个班.....”钟瑶认识到这种发展势头如果不停止招生,我们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解决不了学生入学问题,立即登报,五天后停止招生。就这样辅导班一下子从一百多人扩大到两千多人。

        钟瑶是管理专家,这是从在十三中就养成的,他说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也要培训工作人员。我们当时提出两个全心全意,“全心全意为学员服务,全心全意为教师服务”。通过培训让工作人员首先要树立“两个全心全意”,还要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比如当时我们规定“班主任必须提前20分钟为学员开门,如果迟到一次,要扣5元工资。”可那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每个月才30元工资呀,而且迟到两次就解聘了。正确的理念引导加上严格地管理,使得迅猛增长的规模也没有影响办学质量。

        我们在1985年夏天还试着办了一个60人的全日制班。直接原因是我们租的中原路小学第二个大教室白天是没人用的,根本原因是早就有“待业青年”问,能不能办白天班。但是办白天班我们顾虑还是很大的,我虽然是工伤,但我自从办学以来,白天我在家编教材完成郑大的任务,钟瑶是郑大物理系的教师,更不能影响工作。我们俩共同制订了全日班的培养方案和详细管理方法和要求,聘请能全职到校工作的同志担任班主任。试行一学期,效果也很好。这样到第三学期时,我们辅导班就从2000多人猛增到5000多人了。

        我们俩的负担更重了。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前没有吃过饭,业余制班我们是每晚都要去的。学生上课时间是7-10点,我们6点半要到教学点,学生上课我们解决各种问题。各班主任在课前要收集学员反映的各种问题,当晚就集中到我俩这,基本上当天处理完,如果当时处理不了的,也要求将解决办法当晚就告诉学员。我一般是在中原路小学不动,而钟瑶还要骑自行车到全市教学点巡视。学生10点可以放学,而我们要把教室走廊、院子的卫生彻底打扫干净才能回家;氐郊抑谢挂硕悦扛鼋萄У愕诙焐峡斡忻挥形侍,因为所有的老师都是聘任的,人家自己有单位,首先要保证本单位的工作。钟瑶就提出:“要建立三倍于实际需要的师资库,随时就有人替补。”所以尽管全校每天有几十个教学班上课,还从没有出现教师缺课的现象。“教学质量是生命线”,不仅是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首先我们自己是要做到的。所以每晚十二点了,我就对钟瑶说:“到时间了,你做饭,我收摊。”

        我们虽然忙,也特别累,但是我们形影不离,干着我们愿意干的事,特别是每当听到学生反映的问题解决之后学生满意的声音,看到学生充满自信在辅导班学习的情景,找到学生和我们亲如家人的感觉,这些累都不算什么了。

     敢为天下先

        而“痛并快乐着”的日子并不长。学校声名鹊起之后,我们所在的大学有些职工有意见了,特别是校内也想办自考辅导的人就在背后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了,学校领导也开始调查我们了。纪委书记找我谈话,“胡老师,您是工伤,你好好在家养病,拿全工资多好。你现在办辅导班累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群众有意见,你什么时间把班停了?”我一听,又委屈,又生气,又害怕;丶腋友,他也很担心,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家不能再遇什么风雨了。我们俩商定,我是工伤,又是女同志,别人不能怎么样。钟瑶内向,也有家庭包袱,我们俩不能都出事儿。钟瑶在家里是顶梁柱,我们保钟瑶,就说这个班是我一人办的,与钟瑶没有关系,挨整整我一个人。从此公开场合就说,这个班是我办的。后来组织上经过严格审查,发现没有一点经济问题,账目很清楚,辅导班收费很低,我也没拿工资,学员的反映特别好,郑州市教委反映也特别好。调查的人私下告诉我没事儿了。我当晚大哭一场,把这么多天来的委屈、无奈、悲愤全都倾泄出来。钟瑶以为我又出什么事了,劝我说:“不是没事儿了,怎么又这样?”我说:“我觉得太难了。”烧伤之后,我的免疫力下降很厉害,冬天每个月要打一针丙种球蛋白才能维持,这一气,一怕,折腾几个月,加上过度劳累,我大病一场。

        这年春节我没去老顾问徐捷家,他问钟瑶,“大白怎么没有来?”钟瑶说病了,胸膜炎,发烧,医生说不能出去。聊起来钟瑶说起我因为挨整,心里憋屈,才生的病。又说,现在好了没事了。

        第二天,下着大雪,外面有人敲门,一看徐司令员来看我了,我正在床上躺着,忙起身要下来。徐司令员说我还给带来个老朋友,我看又是一个惊喜,我们的老副市长现在的省体委主任张北晨来了。徐司令员说:“张主任来我家,我说要来看看你,他也跟着来了,我给你写了两幅字。”我接过来看,一幅是“敢为天下先”,一幅是“自学考试大有可为”,第二幅上还有一句,“与大白同志共勉”。两位老领导走后,我和钟瑶都深深地震撼了,徐司令员这么大年纪了,冒雪来家看我们,还写了条幅,就是鼓励我们敢做前人没做过的事,认准的事要大胆坚持。当晚我睡不着了,浮想联翩,我想徐司令员当年参加革命时是不要钱,不要命,不要家,为革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离休了还支持我们办学,我还有什么委屈,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办教育,再苦再累也值得。我把钟瑶推醒,说出了我的想法,钟瑶说:“这就对了,咱才不生气呢,咱要把这个学办的更好。”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怕了,如果真遇到什么事,让我选,我可以放弃郑大坚决办“黄河”(1985年5月经市教委批准,“郑州市高教自考班”更名“黄河科技专科学校”)。

        我们俩又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办一所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大学。1988年夏天,我校一下子招收1800名全日制学员,这中间的艰辛就别提了。8月1日,我们第一天招生,准备的只有70个床位,想着主要招本市的高考落榜生。一大早,郑州市少年宫院子里就坐满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家长和学员。我们到时吓了一跳,一了解,报名的工作人员说没有床位,不敢让外地的学员报。我俩赶快让工作人员把学员和家长请进教室休息。我们快速决定:第一,立即登广告,因床位用完不再接收住宿生;第二,立即找能住宿、吃饭、上课的地方,把已经来到的同学都安置好。我和钟瑶等人真是三天三夜没睡觉、吃饭,渴了就喝点自来水,终于把这1800多人都安置好了。这件事使我们俩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建自己的校园,办一所国家承认的大学。

        谈何容易,没钱怎么办大学,办大学又要继续艰苦奋斗,要承受更大的风险。当时有四个参与学校管理的离休干部坚决不同意征地办大学,态度很坚决,说:“胡大白,杨钟瑶,您们别折腾了行不行,今年夏天多险呀,学生来了,还没地方吃、住,刚刚稳定住,又要办大学。搞自考辅导多好,有人上就办,没人上就散。要办大学,上边也没有政策,出头的椽子先烂,要承担很大风险。你们要办,我们是不跟着您们担惊受怕了。”经过一个月的沟通,绝大多数同志支持我们的想法,这四位老同志离开了我们的团队。

        我们俩精心做了谋划,提出了目标、计划、行动纲领和具体的措施。我们提出在五年内要建成一所国家承认学历的社会主义民办大学。为办成这个大学,我们要建设两万平米的校舍,要形成一支专职的教学管理队伍,要建成拥有一定实力的为教学服务的经济实体。在学校发展战略上要实现三大转移:生源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专业重点从外经商贸为主到形成两个拳头,外经商贸和工程技术;学习形式从业余制为主转向全日制为主。我们用一年时间进行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业务准备。1989年学校五周年校庆时,正式提出“创办一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办大学”的目标。我还以这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正式宣布,我们又要踏上新的、也是更加艰辛的历程了。

        私人办一所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没有文件,没有政策,只有蓝图,按照我们自己设定的规划只管往前走。首先就是要建校舍,1989年元月我在武汉会议上(由湖北函授大学承办的“全国民办高校发展研讨会”)听到一个来自教育部的信息,教育部正在调研起草一个关于民办高校的设置的文件,其中办学的条件是校园占地要达到80亩,校舍面积要达到两万平米,钟瑶跑到土地局、规划局询问,对方说征地要先把资金存入建设银行,才能开始办规划、征地手续。

        资金从哪里来,一是号召同志们捐款,但当时我校的工资都非常低。办学前三年,我和钟瑶及离退休干部都没拿工资。1987年河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张赤侠就我校情况专门组织一次调研会,会上明确离退休人员从事公益事业,每月可以获得60至80元工资。这才开始给离退休老同志发工资,我俩也开始参照这个标准,每月拿50元工资,其他同志每月也就七、八十元工资,靠捐款肯定是杯水车薪。但钟瑶觉得这是人心,让全体校职工都参与到学校建设中。我们给起了个名字,叫 “为黄科大千秋大业献爱心”。1989年冬季学期末,我们在郑密路30号校园内的一个四间房的教室里开全体职工会。教室里的桌子搬出来了,摆满了方凳,密密实实的坐满了人。我做了动员之后,又说明我们的老顾问邵文杰(原河南省副省长)、徐捷(原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韩倩之(原河南大学党委书记)他们从没有拿过学校一分钱的工资,离休早,工资并不很高,家中都是负担较重,但他们每人都捐了1000元。接着钟瑶代表我们俩也捐了1000元。下面同志们非常踊跃,一个接一个,有捐500元的,有捐100元、50元的,还有的捐10元,都是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为学校的建设添砖加瓦,这次捐款共捐了两万多元,但这是学校第一笔建设资金。

        筹款的第二个渠道是提高学费。原来定的学费标准很低,只要保住办学成本就行,现在要征地建房当然是不够的了。我们把这些情况告诉学员,获得了广大学员的支持,业余制学员说:“咱的学费早就该涨了,何况单位支持我们学习,还给我们报销学费呢。”全日制学生更加高兴,“我们现在住在租来的房子中,非常不方便,房东经常刁难我们,还没有文体活动场所。”我们在物价部门许可的情况下,较大幅度提高了学费,使学校增加了收入,但这离建设学;共畹迷。

        筹款途径是钟瑶提出来的,他提出“以工养学”和“以商养学”的意见。我们很快办起了八个校办企业,两个骨干企业的负责人都是钟瑶。他担任新产品研制厂的厂长,这个厂与铁路系统对口,生产铁路配件,从机器采购到生产工艺及产品开发,都是钟瑶亲自指导。我都不知道钟瑶有多大能耐,反正什么事他一看就会,而且无师自通。我知道,钟瑶遇事就是先学习,后思考,然后通过动手去验证。新研厂搞的风生水起,很快就成为铁道的定点厂,办厂时就规定,工厂的全部利润都上缴学校搞建设。另一个企业是黄河科技开发公司,钟瑶任总经理,他亲自主持科技研发及推广。在他的带动下,几个校办企业互相竞争,都比着为学校做贡献,这条路是筹集建设资金最可靠的渠道。

        有了钱就要跑征地,要给农民和各方面打交道,钟瑶又负责征地。我们家长期经济拮据,我俩都是滴酒不沾,但早期征地时不喝酒是办不成事的,他的身体又不好,喝酒给他造成了严重的胃病。征了地,学校的规划、设计、建设都是他负责,记得盖学校第一栋大楼时,这个楼的面积有1.5万平米,含地下共十一层,他每天都要上下好几次,造成他心脏病发作,住院抢救才过来。钟瑶干脆就申请病退了,专职在黄科大工作。

        从1988年起,钟瑶还租了四个相对集中的农民的院落,把以前的几十个教学点集中到这四处。全日制的学生管理就方便了,学校自己办食堂,学生吃饭不发愁了,学生住在学校长期租用的房子里,不再直接与房东发生磨擦,学习也安心了。钟瑶就开始了对全日制学生的党建工作和量化管理的研究。从建校之日起,我俩都非常重视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也一直在争取建立党组织。我们敏感的认为,办学校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就会一事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样,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我们开始了十年找党的追寻。1985年首先建立了团组织,1987年建立了临时党支部。钟瑶非常重视学生的军训和学前教育,我们没有自己的场地搞军训,就步行到军营里参加军训。在军训中,钟瑶开始培养工作人员对学生的量化考核。实际上钟瑶是借鉴了企业的现代管理方式和部队的解放军的条例,这样我们的学生通过军训,不仅增强了国防意识,也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我是侧重教职工队伍建设、学校的日常工作和对外联系。我们每天晚上才能见面,互相碰一下情况,中午保证一个人在家招呼一下孩子。五年的奋斗,我们各方面条件都达到了国家的要求。1993年10月,我和钟瑶一起去长沙,等待学校评审的消息。评审专家住在省委招待所,我们住在外边的长城宾馆。当时一共有十六所学校申报学历教育,别的学校好像都有背景,有的是副省长带队,市长、厅长来了一堆,有的是办学就很有背景,像杉达大学是北大、清华、复旦三个名校办的。我和钟瑶很担心,我们省只来了一位副厅长和一位副处长,而且副厅长来长沙有别的任务,要到高校做一些交流。别人第一次去长沙都要去橘子洲头、岳麓山等著名景点看一下,就连轰动世界的马王堆遗址我们也没去。我们每天都在宾馆里认真准备答辩的材料(这次会议要求每一个申报学校都要接受评审组专家的答辩)。十几天来,我们俩倒是难得的厮守在一起,但我们只要说三句话,就离不开答辩。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在家就准备了一尺多厚的答辩相关材料,但还是怕有闪失。我们俩对学校的工作都有个要求,叫“万无一失”,我们自己更不能出问题。焦急地等待了十几天,已经二十五号了,还未让我们答辩,我俩想这下完了,我们肯定是没通过。谁知上午十点钟电话铃响了,评审组讲,你们学校通过了,我怕听错了,说我们还没有答辩呀!对方说,专家组一致认为你们学校的材料很扎实,考查的专家详细介绍了你们学校的情况,大家一致表示不用答辩了。这下我们俩彻底放下心来,钟瑶说:“我们赶快订票吧,今天就回去,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厝ノ业氖露嗔,综合楼的建设任务紧着呢。”我同意了他的意见。说实在的,知道好消息后,应该去长沙转一转的,但我俩心里都不静,我想着的也是学校的工作,当然也有几个孩子。

        回到学校,我们召开全体职工会议,把好消息告诉大家。钟瑶说:“这次会议只是评审专家通过,国家教委还要召开委领导会研究通过才能发文,才算正式批准。目前我们学;褂行矶喙ぷ饕瓿,希望大家不能只顾着高兴而放松要求。”他总是这样,事事都想在前头。1994年的2月5日,国家教委发文,批准我校成为普通民办高等专科学校,我们知道消息时正好是大年三十。钟瑶和我都喝了点酒,庆祝我们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家教委批准的民办专科学校。这天晚上我们彻夜未眠,窗外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算是为我们助兴。钟瑶回忆起自己的遭遇,自从1958年回去安葬父亲之后,一个才华出众的少年就开始成为各项政治运动的对象。大学不让上,文革中各种大的势力较量,都要把他揪出来,莫名其妙的“斗争”一番,尽管再努力,也入不了党,得不到重用。办学的过程中,也是屡受歧视,辛辛苦苦,反而觉得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心中一直有颗大石头压住。现在国家批准我们这个大学了,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本事,办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我说,我没有看错,我看重的是你的智慧、你的坚韧、你的善良、你的忠诚,你能办大事,能办成大事。我们还商量春节后怎么组织大家做好开展学历教育的准备,等等。越说越兴奋,这哪像夫妻俩深夜促谈呀,简直像战略分析会;叵胛颐谴匆嫡馐,真是快马加鞭、马不停蹄,从一无所有到不可思议的办成了一所国家批准的大学。我们俩真没过花前月下的浪漫,也没有卿卿我我的温柔,我们有的就是并肩携手去攻克一个一个的难关。我们心心相印,互相信任、欣赏,我们的思想碰撞总是能产生奇妙的效果,我们俩的密切配合总能取得胜利。在共同的事业中,我们都觉得如鱼得水,我们觉得这也是一种活法,一种幸福。

        俗话说,好事成双。这一年我们学校的党组织也批下来了。整整十年,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要求建立党组织,市科委经过认真考察,按照民营科技组织可以建立党组织的精神,批准我校建立党总支。这时好多人才知道我们俩还都不是党员。我们俩郑重的写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我们几十年向往党组织,坚决跟党走,忠诚党组织,坚决要求入党的志愿。一年后,我们俩在党旗下宣了誓。这天我们也特别激动,像小孩子一样。傍晚,钟瑶拉着我逛了一次郑大校园,在树林里他高兴的旋转起来,舞姿挺优美,我知道钟瑶在初中时就是舞蹈队员,但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他从没跳过舞,就是黄科院组织职工的舞会,他也没有跳过。我在后面拍着手,笑着说:“庐山真面目终于露出来了”他反击说:“你不高兴,还讽刺我”,我说:“高兴,要是腿好就和你一起跳起来了”。

       冲破禁区 

     经过一年的认真思考,我们觉得学校不能“夜郎自大”,盲目乐观,而应当及时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我们决定立即启动“升本”的工作。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我们很策略的提出 “打硬仗、上台阶、创特色、争名牌” 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升本”。钟瑶利用他在十三中的老关系,与佛岗村(十三中所在地)村委会达成协议,征400多亩地,但我们没钱,先给100万,其余的按年息6%支付,直到本息还清。当年五月动工,九月就盖成一幢教学课和两幢宿舍楼。1995年9月11日,1500名学生搬到新校区,这一天我们俩一大早就来到新校区,指挥搬迁。我在广播室表彰好人好事,钟瑶具体指挥。搬迁工作提前顺利结束,我们俩赶快回家,还有一件大事,我女儿要结婚了。刚到家10分钟,女儿、女婿就进门了,俩人拿出结婚证,说:“爸、妈,我们登记了。”我让俩孩子去附近一个叫“小康熙”的小饭店,买了一碗烩菜。钟瑶手快,又在家里搞了点小菜,四个菜,女儿的婚宴就开席了。我们吃着,嘱托着,让他们珍惜婚姻,特别嘱咐女儿要孝敬公婆。吃完饭,我们俩让他们去姥姥、姥爷家,把结婚证让老人看看,就回女婿家,别让女婿的爸爸妈妈着急。他们骑着车去姥姥家啦,我们俩有点失落,闺女也要离开我们啦(当时两个儿子在北京大学上学)。

        女儿的婚礼,女婿家原是要大办的,亲家是某国家建筑设计院的总工。改革开放以来,建筑单位红火,攒了点钱。亲家也是苦出身,十八岁背个行李卷出来上大学,现在事业有成,大儿子结婚,自然要好好办一下,办不好也怕我们有意见。钟瑶和我商量,咱们学校正在艰苦创业,新进了许多年轻人,工资都不高。要大办婚礼,谁也不好意思不来,来了谁不送点礼,而且他们不久也要结婚,形成这个风气不好办。我们俩决定节俭办,先做通女儿的工作,又让女儿做女婿的工作,再让女婿做父母的工作,费了好大劲才做通了。亲家“通”还有一个因素,亲家有两套房,一套大的在设计院,一套小的,离得比较远,亲家想大儿子结婚,把大房子给儿子、媳妇。我们一听,这可不好,动员女儿说服女婿,与老人一起住大房子。亲家对此特别满意,因为亲家要去远的地方住,工作确实不方便,俩人不仅和父母一起住,弟弟也不走了。一家人住在一起,亲家可高兴了。虽然没大办婚礼,但亲家对女儿可好了,小两口也很满意。

        我们还把勤俭办婚礼推广到学校,由学校每年办一次集体婚礼。学校出钱办仪式隆重而热烈,然后请新婚夫妇去旅游,所有花费都是学校的。而且下文不许中层以上干部参加职工大操大办的婚礼,更不允许中层以上干部借自己亲人办婚礼收礼金。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年轻职工不再为办婚礼发愁了。我们俩多次出席集体婚礼,为年轻人证婚、祝福。有一年,我给钟瑶商量,我们没有结婚照,只有登记时的照片,文革时也丢了,趁当证婚人我们照个相吧。钟瑶说:“老了再照相,人家以为刚结婚呢。”我说:“怕啥哪,咱戴的红花上有个条写的是证婚人。”钟瑶同意了,那年我做了件红旗袍,钟瑶买了套西装,我们俩单独照了相。

        党组织建立后,我和钟瑶都非常重视党建工作。我们认为民办高校成立时间短,无论学生、教职工的综合素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都不如公办高校,因此民办高校更应该加强党的建设。我们提出“以党建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并提出“一个核心(党建为核心)两个抓手(党校和校卫队)”,而且提出“三全”的要求,也就是“全员、全方位、全过程”。也就是说,从学生入校门开始,首先接受党的知识的教育,这样使新生通过军训和学前教育有90%以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然后通过党校分批把每一个有入党要求的学生都进行党校初级班的培训。党校毕业后会产生一批入党积极分子,这些人再进行党校的中级班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和新党员要参加“校卫队”这个党委领导下先进学生的自律组织。党校和校卫队成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和新党员的载体。通过全校教职工都参与(全员),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全方位),从入校到毕业贯穿始终(全过程)的工作机制,使我校的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很有成效。而这个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主要是钟瑶承担的。钟瑶从1997年正式建立党委后就担任组织部长。

        民办学校对外打交道的事很多,特别是在我们准备升本这几年,要说服市教育局、省教育厅、教育部,让他们同意我们升本。但有个大障碍,就是1993年8月17日,前国家教委颁布的《民办高校设置暂行规定》中明确,“本规定仅限于民办专科高校”。我有很大的任务是要说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部,能让民办专科高校升本。我经常出去,但我很放心,钟瑶是常务副校长,他把学校的各项事情都安排得非常好。

        他是学教育出身(没上大学,他上了“郑州市教师进修学院”),从1960年工作到现在基本上没离开教育单位。他是干什么研究什么,他对于教育理论的研究很深入。他在建校初期就提出“以生为本”的理念,后来又发展成“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只要是学生需要的,他再忙、再累也要去干,只要是听说谁侵害学生利益了,他就急了。后来我逐渐知道这是有渊源的,早在1908年,他的祖父杨庆肇,北京优级师范毕业(北师大前身)就在农村兴办学堂,并创办研究教育分会。后改为乙种农校蚕科、高级小学,并从北京汇文学堂聘来两位教师向学生教授英文,这所小学后来出了很多名人。他父亲杨景黎192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先后担任滑县师范校长、教育局长等职。七七事变后,豫北地区相继沦陷,学校纷纷解散。1943年,父亲发起义务办学倡议,定名正气中学。学校规定,学生不交学费,办学经费是父亲和几位教师拼凑的。学生自己带粮食,自己做饭,住宿靠投奔亲友解决,学生来自邻邦数县,被称为“滑县联中”,后改为“豫北联合中学”。父亲亲自讲课,编教材,很受学生爱戴。这个学校也培养了不少人才。

        钟瑶的母亲高紫珊毕业于山东省立师范,一生从事小学教育,也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教师。

        所以我们学校在经费的使用上第一位是学生,第二位是教师,第三位是行政人员,第四位才是学校领导。而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中,也是绝对;ぱ娴。钟瑶还特别重视管理,1999年,他亲自组织修定完成我校的管理工作手册,先后有300多所民办学校来我校索取,起到互相交流的作用。2004年他又作为总编,编辑了一套学校20年校庆丛书,更加系统、全面的规范了学校的各类管理制度。

        在争取升本的六年中,学校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说从学校的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办学条件等等都具备了升本的要求。1999年6月,教育部通知我们可以申报本科院校了,那时我们各项准备都齐了。申报之后我们才知道只有我们一所学校申报。2000年2月初,我和钟瑶去广州,等待全国高校设置委员会评审我校专升本。这次不用答辩,只能耐心等候消息。广州的朋友安排我们去看了市内景区,又去了东莞、顺德、深圳。虽然心不静,但这次是正宗的旅游,不能干工作,也没心干工作。想想我们两个从工作起,在一起游玩的时间真不多。现在女儿结婚生子,小家庭过得挺好(女儿1998年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儿子1996年都从北大毕业(大儿子硕士,小儿子本科),都去美国留学了(都获对方的全额奖学金),我们俩也真该一起玩玩了。几天的焦急,换来了最好的消息,我们河南省申报的五所专升本的高校都批准了。我们这五所高校和教育厅的同志都兴奋极了,当晚一起庆祝。我喝醉了,钟瑶把我扛回宾馆房间,第二天醒来,昨天的事我全忘了。钟瑶说:“幸亏我在这,人家给你搬走你都不知道。”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实在的,我真离不开钟瑶,生活上也总是他照顾我。

        2000年3月21日,教育部正式下文,我校实现了专升本,成为全国第一所(当时也是唯一的一所)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因为1993年的《民办高校设置暂行规定》讲:“本规定仅限于民办专科学校”,所以民办专科想升本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我校的升本冲破了这个禁区,这之后相继有许多民办专科实现了升本。

        这年的5月8日,钟瑶又一次犯心脏病,这已是8个月内第三次犯了,每次都很严重,都需要住院抢救。钟瑶确实是积劳成疾。出院后医生让他休养,正好小儿子拿到博士学位,邀请家长参加毕业典礼。我与钟瑶商量,咱去美国住一段,你好好调养调养,这次钟瑶没反对,同意了。我们5月29日启程,先到了大儿子住的地方康涅狄格大学,小儿子、小儿媳也从波士顿来到这里汇集。

        康涅狄格大学位于康涅狄格州,是美国一个小州,但是收入和消费最高。当地环境特别优美,从喧闹的中国城市一到这里顿感到了世外桃源。校园建得也特别漂亮,儿子和儿媳租了一幢房,面积不大,但为了省钱,儿媳还把一间卧室转租给她中学的同学。听说我们来了,她的同学就到别的同学家住了,我们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大儿子还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小儿子、小儿媳住,两口子住在客厅,看到他们兄弟妯娌之间相处很好,我和钟瑶也很欣慰。第二天,钟瑶就让儿子领着去转转,驱车几十公里,才到一个购物的地方,钟瑶看到摄像机便宜的才100多美元,很兴奋,当场就买一个。他说:“我把这里的建筑拍下来,我们建设时做参考。”回到家,看着说明书一会儿他就会使用了。这一个多月,我们走到哪拍到哪,留下了许多影像资料。在康涅狄格两天,钟瑶一点也没闲着,他把这个大学所有能进去的校舍都看遍了,不能进去的也绕着转一圈,一路上评价建筑的特点?此硖搴枚嗔,我也高兴,我也一刻不离开他。5月31日,在大儿子家,我过了57岁生日。钟瑶为我们摄像、拍照,简直像年轻人一样。这天晚上,钟瑶睡得特别甜,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一是见到了儿子、儿媳,二是到了这么幽静的环境中,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舒缓,他那颗疲惫的心和紧张的神经彻底放松了,真希望让钟瑶就在这里长期呆下去。

        第二天,保成开车带我们一起去了海边,蓝天、白云、平静的大海一望无际,我俩相依着坐在海边的石头上不想离开,好想时间定格在这一刻。晚上到了保中的学校麻省理工学院,保中只有学校的公寓一大间房,有个厨房和卫生间,我们六个人都打地铺睡,原来保中自己也没有床,就是睡在床垫子上。无论在大儿子家还是小儿子家,我们俩都是争着做饭。我们瞌睡少,做饭的手艺也比他们好,自然我们争到的机会多,而我都是给钟瑶当帮手,技术活是轮不上我的。孩子们吃着可口的饭菜,自然也是美滋滋的。

        6月2日,我们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毕业典礼。主席台设在标志性建筑下面,主席台下是一个大草坪,上面摆满了折叠椅,我们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典礼非常隆重,来了许多名人,台上还有许多该校的著名教授,许多人讲话。典礼散了,我们去参观数学系,办公室很小,我们与系主任拍了照。保中说:“这里只有一个系主任,是轮留当的,教授们谁都不情愿当系主任,只好轮着当,但只要轮上,还是非常认真负责的,系里只有一个秘书,没别的行政人员了。”钟瑶很感慨,这么著名的大学,也是最著名的数学系,行政人员这么精干,怎么会不出成果呢?我也深感如此。中午在操场上搭起许多大帐篷,里面有糕点、水果、饮品,学生及来的家长可以自由去取。下午又在一个大礼堂里,由校长为800多名博士每一个人正冠拨苏,场面庄重、感人,每个毕业生都穿着博士服带上博士帽。当保中出现时我感动得哭了,钟瑶也紧紧握住我的手,他也同样激动。我们的小儿子从小就患神经性耳聋,两耳要带高倍助听器才能听见声音,现在已经拿到世界最著名的大学的博士学位了。

        这次我们在美国度过了一个月零五天,参观了许多所大学,也去了一些名胜地方,如我们有幸登上世界最高的建筑,纽约世贸大厦(众所周知,第二年这个建筑就寿终正寝了)。我们踏踏实实的在美国休整了这一段,钟瑶的身体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7月5日我们回到了中国。

        迎接我们的是接受第一届本科生。钟瑶说,虽然我们升本了,但教育部的批文上明确写到我们是基本达到本科的办学标准,他建议我们要有个长远的规划和近期的计划。经过领导班子的认真讨论,我们定了一个长期的目标,就是升本之后三十年成为国内名校,而第一个五年要夯实基础,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实现从基本达到本科办学条件到办成合格的民办本科高校。在谈到学校的建设规划时,钟瑶说,目前我校各类学生已达两万人,根据教育部规定,合格标准是人均一分地,两万人就要达到两千亩,我们还差1500亩,必须立即启动征地。有的同志提出目前我们计划内在校生还不多,不用忙于征地吧。钟瑶说,从去年和今年看,国家高等教育要大发展,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普通本专科学生要达到两万人,甚至超过两万人,地价上涨很快,越晚征地越被动。我们从2001年就启动了佛岗周边的南刘庄、站马屯、贾砦的征地事宜,2003年非典前征地意向已基本达成,这才有2005年我们能征到这1500亩地的基。2003年非典时征地停了一段,后来开始征地工作,但因河南征地中的问题,从2004年5月1日停止河南一年征地工作)。

        这几年钟瑶还特别重视学校的建设,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信息大楼、北区的音乐厅都是这个时候建成的。这些大型复杂的建筑,要保障工程质量特别难,又要赶工期,钟瑶经常夜里到工地上检查质量,帮助解决难题。有一次施工中下大雨,地下室灌满了水,还是他想出办法既排了水又不影响正常施工。我就不明白,不管哪方面的难题,只要他到了现场就能迎刃而解,所以凡是规划基建的事,我从不管不问,完全放心。

        2000年后,学;拐嬗戳舜罄┱械男问,面对后起的民办大学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学校中层干部,包括班子里一些同志也着急了,纷纷讲,我们也学别人那样吧,多花点招生成本,多招些学生。钟瑶不同意,他说那是“饮鸩止渴”,只顾眼前,他还是坚持2000年我们的做法,建立长期稳定的招生网络,实事求是的宣传,搞好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敞开大门让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看到学校的发展、毕业生的安排,以口碑赢得生源。这种方针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不仅生源充足,而且录取质量越来越高,学校有“小清华”的美誉。

        在扎实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的推进中,我们迎来了建校20周年校庆。钟瑶负责整个校庆工作的筹备和组织,我是负责请来宾和接待,光鲜露面的地方找不着钟瑶,但每一场大型活动的核心是钟瑶。校庆庆典光主席台上的贵宾就有四百多人,还有临时来的又不能不安排的。来宾的接待、座次,校友的接待、师生的安排,那天信息大楼南广场要容纳两万多人,师生一律做小凳子,着不同颜色的T恤衫,一个方阵一种颜色,又好看又好指挥。前面是103架钢琴,由音乐学院师生开场演奏《黄河协奏曲》。后面是1380人大合唱的台子,由我校各族学生〔我校有民族学院,当年学生中有46个少数民族〕穿着自己民族的节日盛装合唱校歌和“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作为压轴节目。各种细节,各种问题,钟瑶都考虑得清清楚楚。我在主席台第一排讲话,接受掌声欢呼,与领导一起交谈。而钟瑶基本不能坐在主席台上,而是沉着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只是在主席台最后一排最西边留的一个位置,以便他能随时观察到台下的情况。庆典办得漂亮,参加的人说“绝了”,“从没见过这样的校庆、安排的如此隆重,紧凑,精致,出彩”。把客人送走,钟瑶和我都累瘫了,但我们心里也陶醉了。我们决定给自己放一次假,再去美国一次,当然还是有任务,一是孙子壮壮在美国出生,四个月回到郑州,由我们带着,儿子想他了,另外孙子是美国护照,两年必须回美国一次。二是弗尼吉亚大学请求我校将创业史作为他们的教育案例,我们5月份答应了,这次要给人家送去,已经约好7月11日到该校。我们俩抱上孙子兴冲冲地来到了美国。

        最不愿发生的事发生了

       

        钟瑶人瘦削,但很精神,他特别热衷旅游,更爱看国外的高校。这次来美国,先从小儿子住地旧金山下飞机,考察了斯坦福大学(当时小儿子在该校读金融博士),又到大儿子的住地华盛顿特区,到大儿子曾在过的弗吉尼亚大学等?疾,返回时先去了洛杉矶考察学校。去洛杉矶时我发现钟瑶有点不正常,我们看了加州理工学院,这个学校历史悠久,在美国人看来与麻省理工齐名,特别是天文方面,美国的天文研究机构就设在该校。我们还参观了加州大学的几个分校,有个分校四万多学生,是加州大学众多分校中学生较多的一个,校园很大,也很美。我是什么都想看,但钟瑶都是跟着我,我说要看,他才去,晚上回到宾馆,他第一个动作就是躺下,我问他怎么啦,他总是说累啦!

        我觉得他不再忙着照像、摄像,也对参观的景点没有兴致,仔细观察,他好像更瘦了,我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说没什么感觉,就是有时觉得吃饭时胃里有点热辣辣的,我说,我们回国后彻底检查一下,他说好吧。从洛杉矶回到旧金山,就回国了。下午五点多,飞机飞到北京上空,乌云密布黑压压的,雷电交加,北京下大暴雨,飞机盘旋了半个小时没办法降落,最后降落至天津机场。这里倒是一片艳阳,但我们没出海关,不能下飞机,只好在机舱耐心等待。晚上七点多,飞机起飞,八点多降落至北京机场。雨还下个不停,进到候机厅,里面坐的站的全是人。这时钟瑶脸色苍白,有点支撑不住,我搀着他走到一个消防门前,推开门,里面是水泥的步梯。我们坐了下来,把门又掩上,没有人发现我们。水泥的阶梯很凉,我们随身也拿厚衣服。我怕热还觉得冷,钟瑶本来就怕冷,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紧紧的依偎在一起,快十一点时才乘上回郑州的飞机,回到家就两点多了。我心里有点不安,回国怎么这么不顺!

        一回来,我就催他去体检,他说,现在正是招生茬口,焦麦炸豆,哪有空。他一面要去看他负责的基建工地,一面要盯紧招生基地和郑州的咨询点。为了保证生源,每年高考结束就是各民办高校的生源大战,我常说一句口头禅,“在某种意义上看,民办学校的招生工作就是学校工作的50%,从校长到门卫都要参与招生。”我这句话已深入人心。七、八月份,学校上下都在忙于招生和为开学做准备,那时我们的基建任务重,暑假是基建最紧张的时候。我怎么催他去检查身体,他也不听,一拖又是两个多月。9月份新生陆续入校,我说现在该去检查了吧,他说过了国庆节再说。直到10月12日我才拉着他去空军医院做检查。

        空军医院老干部科的主任王治国是我高中的同学,我们家人看病总是找他,后来他退休了就到我们学校医学院当了院长,他也是多次催钟瑶来检查。他把我们领到做钡餐的X光室,放射科主任很认真地看了一遍,说没什么问题。我说您还是再看一遍吧,他又认真看了一遍,说还是没什么问题。我说:“老杨近来消瘦,吃东西又有火辣辣的感觉,您再过细看一遍吧!”王治国也帮腔,“您再看看吧!”又喝了一杯硫酸钡,放射科主任更认真地看了,这次他说:“真有您的,还真发现有点问题,但需要做胃镜才能确认。”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但要强作镇静。我对钟瑶说:“咱再检查检查。”他没有表情,我知道他懂医,心里明白得很,什么也没说。

        回到家,我立即找我们校办主任李喜强,他原来是我校医学院的办公室主任,让他以最快的速度联系肿瘤医院做胃镜,同时要严格封锁消息,只有我、王治国、李喜强、李志范(校医院主任)四人知道。

        10月14日,我们去省肿瘤医院做胃镜,下午就出了结果,食管癌三期,瘤子已经有鸡蛋那么大了。因为长在食管壁外面,所以没有吞咽困难,没能及时发现。这两个多月以来,我急迫地想找出结果,但我的不安的预感一旦证实,我真受不了。我们俩坎坎坷坷、相濡以沫三十多年形影不离,一直在奋斗打拼,从没想过有人会倒下,但这是无情的事实。最不愿意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厄运又一次而且是最沉重的一次向我压来。

        迎接命运最严峻的挑战 

        我和钟瑶是生死之交,他得了不治之症就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我的心理防线彻底垮了.可是理智又提醒了我,钟瑶还不知道病情,他心理更脆弱,我绝不能让他觉察到什么。我们十五日就给他办好了入院手续,还决定不告诉他病情,只说是胃溃疡要做切除手术。谁知入院后彻底检查,才发现不具备手术条件,一是瘤子太大,二是瘤子紧贴一大动脉,必须先化疗使瘤子变小,才能手术。这一下又要经过一个多月,怎么瞒下去呢?原来只想速战速决,手术完了再告诉他病情,只好又与医生商量好,就讲先消炎再手术。

        化疗的针打上去之后,胃出现不适,呕吐、恶心,吃不下饭。找来省中医院的消化科主任到病房为他诊脉看病,杨主任也和我们一样的安慰他,开导他。我是全职在医院陪他,偶尔替我的是李志范主任和女儿杨雪梅。

        当时学校刚办过二十年校庆,又接到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通知。按规定,我校的占地面积要达到2000亩才行,可我们当时才有500亩土地。2002年开始的征地手续刚与区、乡、村三级说好,遇到2003年“非典”停了下来。2004年刚解冻,河南省又因征地中的问题于2004年5月1日暂停。根据评估的要求,学校的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各个方面都需要有很大提升才行,正在这时作为常务副校长的钟瑶不能坚持工作,而我作为校长也不能正常坚持工作,真把我难为到极点了,怎么办?

        严格保密,以免大家来看望影响大家的工作,也怕哪个同志说漏嘴影响钟瑶的情绪。我每天抽出一小时到学校主持工作,其余的事拿到医院处理。来自学校和医院的压力让我的神经高度紧张,也让我的精力特别旺盛。我也清醒地认识到,校领导班子必须增加新的人选,才能保证正常的学校工作。经过协商,我们物色了两个人选,一是我们的女儿杨雪梅,她1992年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郑州晚报社工作,成为一名知名记者和编辑。1984年学校创办时她目睹了我和钟瑶创办学校的辛苦,也经常帮我们的忙,或直接上手安床、搬桌凳,或在家做饭照顾来家研究工作的师生,早就是“编外员工”了。1999年,钟瑶心脏病突发,三次住院抢救,她心疼我们,更经常参与学校的工作。特别是2000年暑假我和钟瑶去美国疗养,更是把重担交给了她。一个多月回来,大家都说她能顾全大局,以身作则,能办成大事。之后她直接参与了学校工作。2002年就把关系转到了黄河科技学院,到校后她担任过新闻办主任、校长助理,各方面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大家一致认为可补充她任副校长。

        一个是由防空兵学院(地方生)毕业的赵会利,这是由学员队的大队长推荐的优秀学员。当时虽然只有二十一岁,但是思维敏锐,组织能力强,一身英气。到校后就参加了学校首批青年教工培训班,为期二十天,全封闭。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学生宿舍没有空调、电扇,学员们穿着军装,每天军训六小时以上,还要参加大量的活动和听课,每个人都长满了痱子。二十天下来,每个人都瘦了不少。当时的学员们的口号是“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二十天的强训,使黄科院的首批骨干都得到了升华,这些同志都成了黄科院的中坚力量。其中最优秀的学员之一就是赵会利。之后,她一上班就担任学校团委书记,兼科技学院(国家承认学历的学员都在科技学院)团总支书记,还兼着辅导员。好多年后,她回忆说:“那时压力太大了,我简直要崩溃了!”但我们竟没有觉察到,只发现她把这样繁重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几年以后她逐步成熟。2003年我们从高校引进一个党委副书记,但不适应民办学校工作,经常请假,后来提出辞职。学校党委一致认为民办高校的党委副书记要深入学生,能吃苦耐劳,与学生打成一片,而赵会利就是这样的好干部。我们向省教育厅打报告要求核准时,教育厅有关领导认为会利才三十一岁,做一个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是否太“嫩”了,缺乏党务工作经验和综合能力,就派了六位干部到学校和市教育局考查。两天时间,他们认真走访了各方面代表,也开了几个座谈会?疾榻峁顾谴蟪砸痪,一致同意核准赵会利同志担任党委副书记,会利同志也成为河南省高校党委副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

        这两位年轻同志进入领导班子后,我可以集中精力照顾钟瑶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托人为他更好的治疗;扑忱亟兄,钟瑶多年来胃就不好,化疗的反应又大,住在省肿瘤医院,尽管我和少数知道病情的人和大夫护士都瞒着他说是胃溃疡,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忍着巨大的痛苦,从没说过一句“我难受”,问他时总是勉强笑着说“没事儿”。 钟瑶是懂医的,他难道不知自己是癌症?他是怕我担心他的病,而不说破,从不叫苦,也是在鼓励我树立信心。我们积极的化疗,又做了一段时间放疗。这时钟瑶更瘦了,但复查的结果肿瘤变小了,可以手术了,我和雪梅觉得有希望了。

        钟瑶的精神也好起来,我们从内科转到外科,准备手术切除肿瘤。在术前检查时,发现白血球偏低,必须打针让白血球升上去才能手术。这时外科大夫开的升白血球的针不是在内科开的“升白针”,我请求再三,大夫坚持不给换。我也没办法,只好让打了。但此针一以打下去就高烧不退,叫大夫来也控制不住。到了晚上,心脏病复发,心跳每分钟二百多次,最后就量不出来了,呼吸困难。肿瘤医院会诊认为自己属专科性医院,抢救心脏病的经验和设备不足,建议转到郑大一附院,先把心脏病的症状控制住,再回来治肿瘤。情况危急,只好转院。

        到一附院后,心脏的;纯龊芸斓玫娇刂,但体位不能动,以巩固治疗效果,可肿瘤乘此机会发展了。一个最不好的信号出现了,就是钟瑶的嗓子哑了。中西药治疗也缓解不了,与肿瘤科会诊,这是食管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嗓子是没法治了。在一附院治疗一个月心脏稳定住了,转回肿瘤医院复查,肿瘤又大了,已失去手术的机会了。我的心再次掉进冰窟窿里,凉透了。郑州西医、中医里最好的大夫都给钟瑶看,最先进的治疗手段都用了,都没有起色,而且手术的机会也没有了,怎么办?我请求肿瘤医院的大夫们再想想办法,他们无计可施。告诉我北京协和医院有最先进的设备,可以看清楚肿瘤扩散的情况,你们愿意去可帮你们联系。我说愿意,与钟瑶商量,他苦笑着说:“可以。”我们都是一个心愿,只要有希望就要去争取。

        我和雪梅夫妇一起陪他去北京。这时钟瑶的脸已没有一丝血色,平时在医院里还不觉得,一在阳光下,脸色惨白还带着灰黄,真有点吓人。原来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没了光彩,显得困倦无神。原来爱不释手的烟已再也抽不动了,不祥的感觉越来越重了,难道朝夕相处的钟瑶真要离我而去了吗?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咬着牙坚持。北京诊断的结果,已全身扩散,肝、肠、肺、骨都有了病灶,我彻底绝望了。我和雪梅一致决定,不把病情告诉钟瑶,让他还抱着一丝希望回郑州。

        回到家后与主治医生商量,因已无望治愈,尽量住在家中。每天我陪他在我家后院晒太阳,我们买了两个躺椅,一人一个,中间一个方凳当作茶几。一会儿让他喝药,一会儿让他喝奶,一会儿让他喝点纤维素(溶解在水中),一会儿吃点水果。吃什么都艰难,但钟瑶看着我,还是一点点吃下去。我们聊天,我说没想到我们都六十多岁了,年轻时忙孩子,孩子稍大点忙创业,从来没想到六十岁之后怎么过。钟瑶老是催着我去学?纯,他说:“我病了不能工作,您再全天陪着我怎么办?”我说:“我都安排好了,学校一切正常,我就想陪你说说话。一起过了几十年,都是忙着工作、家务,从没有好好说说心里话,我们也浪漫浪漫吧。”

        他精神好时,我会推他在北区(航海路校区)的院子里走走,他看到精致的院子里的花草树木、景观,心情好起来:“我设计的不错吧,您看这道路,我坚持要宽,我就知道以后大家会买起车,现在您不嫌宽了吧?”我说:“您就是神,什么都能算到,以后车会更多,但也能都有停车位。”钟瑶看着一幢幢楼房,回过头仰脸看着我:“我这一辈子也值了。”钟瑶在学校负责许多工作,但基建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病重时,北区的建筑全都完工了。有他最满意的杰作,临着航海路的综合楼,地下一层,地上十层,一万五千平方米,1994年9月完成,当时是航海路上最高的建筑,外观雄伟大气,建成后许多年都是航海路的标志,楼顶的霓虹灯“黄河科技大学”晚上亮起,成为郑州南部一大亮点。2003年建成的音乐厅,是按国际标准建设的,1028个座位,站在音乐厅每一个地方不用麦克风,音响效果都是一样的,其外观典雅朴素,进到里面富丽堂皇,至今河南省高校的音乐厅还未超出它的水平。这院子里还有音乐学院教学楼、附中教学楼和几千学生入住的宿舍楼及配套的食堂、浴池等生活服务设施,共计10余万平米。每幢楼从设计、施工、验收钟瑶都亲自参与,他既是设计师,又时建造师,又是监理师,每天从早上六点就去了工地,晚上十点多才能回来,累得脚也没劲儿洗了,常说的一句话“累瘫了”。现在这些楼房错落有致地矗立在校园内,钟瑶看到这些是欣慰的,也是悲凉的,因为他知道,从北京回来之后,就是在维持生命,他要永远告别这心爱的的校园了。

        我校每年五月中旬要召开春季运动会,他一直打听什么时间举行开幕式。我想他那么虚弱,劝他不要参加吧。他说:“这么长时间不见大家了,同事们、学生都会怀疑我的病情,我要让他们见见我,好不为我操心。”我听从了他的意见。5月10日是开幕式,这天晴空万里,天已经很热了,学生们都穿着短袖衫,好多女孩都穿上裙子了?芍友馓焖┝肆郊、一件棉背心,外面还有一件风衣。他说:“这样可以显得我不太瘦。”这天他下了车,不坐轮椅,只让我挽着走到运动场的观礼台,然后又艰难的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每上一层,他的手就使劲按着我,他的腿明显没有力气了。我们终于走上了主席台,他先笑着与同事们打招呼,然后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运动会开幕前,运动员进场很热闹,每个学院都保密,到这一天才亮相,运动员入场式各单位争相展示出自己的风采。民族学院的师生穿着各民族的服装,绚丽夺目,他们举着气球,路过主席台时把彩球放出,天上布满了五颜六色的气球;医学院的师生有的身着白大褂,有的穿着粉红色的护士服,在主席台前正步走过接受检阅;体育学院还有舞狮舞龙队经过。不管哪个单位经过,钟瑶都兴奋地向每一个队伍招手致意。入场式带表演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钟瑶一直都坚持在主席台上,直到体育项目开始进行时,钟瑶才同意回去,临走前,又再次向主席台上的同事们招手再见。坐到车上,钟瑶很兴奋,但身体支撑不住了,立即吃上治心脏的药,赶快回家躺下,好长时间才过来。

        钟瑶病后,为不影响在美国的两个孩子的学习和工作,我们一直没告诉他俩钟瑶的病情。运动会后,钟瑶突然说咱去美国看看儿子吧。我去和医生商量,医生说目前的情况还没严重恶化,在郑州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式,只要他高兴,带着止痛药和应急药,你们去吧。找出护照一看,我俩是五年前去美国参加保中的博士毕业典礼办的护照,现在正好到期,赶快托熟人加急办理,又办了加急预约签证。雪梅送我们去了北京,就住在离教育部最近的西西友谊宾馆。晚上我们再次检查去签证准备的证件等,这时才发现我的护照上没有盖公章,预约是下午一点签证,怎么办?雪梅说:“我今晚回去,先联系好公安局要加盖公章的事儿,明天一早盖上章乘飞机赶过来,直接送到你们在签证时排队的地方。”雪梅回郑州了,我们俩躺在宾馆的床上。钟瑶说:“怎么会护照上没盖公章呢?是不是我不行了,不让我去美国了?”我说:“别瞎想了,人家是工作失误,与咱们去美国的事没关系。不是说好了吗,明天一早第一个给咱们盖章,不耽误签证。”我觉得钟瑶越来越敏感了。

        第二天雪梅盖完章快速赶到机场,飞机却晚点了,怎么办?她急得不行,灵机一动找老同学(机场的一位负责人)好不容易更换了另一架飞机,可是这架飞机也晚点了。雪梅真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与我们联系,与机场协调。好在飞机起飞了,我们也到签证处等候。飞机降落后雪梅乘出租车直奔美国大使馆,快到时堵车,她干脆下车飞跑着给我们送护照。当我们快排到时,雪梅满头大汗地跑来,没耽误。我们顺利地签了证,买了机票,没再回郑州,就直飞了华盛顿。当时大儿子保成在华盛顿特区住,北京可以直飞华盛顿,我们就选择了这个班机。去时钟瑶已经不能走路了,是轮椅直接送到飞机舱门的。到了美国,机场的轮椅也是直接到舱门接的。当我们见到来接我们的儿子、儿媳、孙子时,他们惊呆了。保成忙问:“怎么回事,我爸怎么做轮椅来了?”我说:“没事,在北京腿碰了一下,走路不方便,你姐叫了个轮椅服务。”我们回到保成家,我赶快让钟瑶躺下。问起保成的情况,他说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们怎么突然想起来到美国呢?我说:“你爸想你们了,特别想壮壮,不知这一年壮壮能不能适应美国的生活。”保成说:“壮壮挺好,我最近有点忙,一周后要考国际会计师。”晚上我与钟瑶商量,先不给保成说身体状况,别影响他考试。钟瑶说:“对,我们只能帮忙,不能拖累。”这一周我精心照顾钟瑶的饮食起居。见了儿子、儿媳,特别是见了孙子壮壮钟瑶特别高兴,精神也好了些。保成给钟瑶买了个轮椅,我有时也推他到周围走走。壮壮是2002年5月17日生,当年9月28日就送回郑州了,他身体好,特别好动。壮壮特别爱笑,在家长到两岁,每次吃饭壮壮会说“开饭了”,召集大家上桌,他会给每人买摆一副筷子,还会用小手给每一个人剥一个鸡蛋(当时是七个人吃饭,他会耐心的剥七个)。钟瑶特别喜欢他,都说壮壮是开心果。两岁时我和钟瑶一起把壮壮送到美国,那时壮壮不愿和爸爸妈妈一起住,每天夜里都要跑过来跟我们睡。我们回国后钟瑶一直牵挂着壮壮,这次病重想来美国也是想看看壮壮。

        一周之后,保成考完了,当天吃过晚饭,我说你陪我出去散散步吧。我们走到小区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一个连椅上,我慢慢地把钟瑶的病况向他说了,他忍不住痛哭起来,说:“怎么会这样呢?我是儿子,爸爸病了这么长时间,什么都不给我说。来这一周了,现在才告诉我,这么大的压力你们怎么受得了?”我说我们刚从美国回去,就检查出病,怎么给你们说?说了你们还能在美国工作生活吗?再说,你们突然都回国,你爸怎么想?还能瞒得住吗?最后我们商定,先不给保中说,他来后再慢慢告诉他。保成知道病情后,一下子变成熟了,每天除了上班,全陪着钟瑶,带他到周围的商店、花园、博物馆看,也特别体谅我的身体。因为我椎间盘膨出,累了腰痛的厉害,直不起腰来,他就给我买了美国运动员负伤后贴的膏药。我一贴,效果特别好(直到现在我们家就没断过这种膏药,一犯病,我贴上两天就好了)。我们一起等待着保中的到来。

        那时保中在旧金山斯坦福大学读金融博士,通知他来华盛顿时他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也是我和保成把他叫出来谈了这件事。他也是痛苦欲绝,也是说为什么瞒着他。两个儿子都很孝顺,但他们从小生活在姐姐们的庇护下,他们上小学和中学时,我家日子在郑大是紧巴巴的,但在我的亲友中是有钱的,两个大学老师嘛。那时钟瑶妹妹家的两个女儿住在我家,老家的一个侄女、两个外甥女也住在我家,我二姐的女儿杨雪琴从小是给了我的,户口就在我家。这几个女孩都比保成大,她们是常住我家,因此家里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等家务是轮不上他们的。我和钟瑶也没让他们操过心,特别是九三年之后两人都到北大上学,毕业后又一起去美国留学,更对他们是报喜不报忧,家里的困难和烦心的事儿从来都不告诉他们,而他们遇到的困难家里是说什么也要帮他们解决。后来保成说过:“一直觉得爸爸妈妈很坚强,是靠山,从来没想到他们的身体,更没想到万能的爸爸突然会倒下。”在孩子们心中,爸爸是无所不能的,困难的时候他会做家具,五斗橱、小饭桌、方凳、椅子、大立柜,会做收音机、落地扇、土暖气,做各式饭菜,还会做各种衣服,什么坏了都能修,锅漏了会补,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坏了自己修。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父亲怎么会得上不治之症?他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他们不知该怎么办。我对他们说,父亲现在病情很危重,心理也很脆弱,你们就是要想办法让他宽慰,让他减少痛苦,让他高兴。

        带去的止痛药不够了,因为随着病情的加重,止痛药也要加量。在美国没有特殊的处方是买不到治癌症的止痛药的,通过国内大夫的联系?梢栽谘翘乩即罂秸庵忠。但到亚特兰大至少要离开一天,只好对钟瑶说到亚特兰大去合作学?纯。位于亚特兰大的肖特学院,2004年就开始与我们学校合作办学,并经过教育部批准。2004年,我和钟瑶、保中夫妇一起去过这个学校,但肖特学院的院长2005年到布鲁诺大学去任校长了,他特别愿意继续与我们学校合作(这情况钟瑶是知道的)。

        我和保成那天早上五点就出发。辗转找到熟人又到医院开了药,然后又赶紧去布鲁诺大学见了校长等。虽然天气已晚,但我们还是赶到机场。上了飞机,雷电大作,我真担心飞机不能起飞。停了一个多小时,虽然暴雨不停,但飞机可以起飞了。到了华盛顿家中,已经深夜十二点多,问儿媳爸爸的情况,她说,还好,就是担心你们,一会儿一问你们的情况。

        有了止痛药,能忍着了,但病情急转直下,在美国呆不下去了。我们5月29日去美国,原计划去一个多月,返程票定的是7月5日回国,但情况的变化让我们6月19日就不得不返回了。飞机到达北京机场,雪梅夫妇直接把我们拉到机场附近的宾馆。第二天早晨从北京飞回郑州,下飞机直达肿瘤医院病房抢救,一路上真是惊险。大夫也捏着一把汗,身体已经那么虚弱了,竟然还到美国去。钟瑶就是这样,只要他想做的他就能做到。年轻时他就特别瘦,但二百斤的麻袋他就能扛上肩。文革时,为校办工厂烧窑,他能几天几夜不睡觉,直到出窑。他明知自己不久人世,又不想惊动孩子,自己去美国看他们,在美国天天疼痛难忍,但他从不吭一声。现在想起来,我怎么那么糊涂呢,还认为钟瑶不知自己的病情,一直瞒着他,也瞒着孩子,怎么不早点把儿子叫到跟前呢?但一切都只能是追忆,我们俩真是太为孩子们着想了;氐街V莸娜兆泳透缓霉,但钟瑶坚持不让两个儿子回来。他说:“我这又没啥事儿,叫他们来能顶啥?”他也坚持不让给亲戚和学校的同事们说,还是那句话:“别给大家添麻烦了。我不能干工作,你也基本上守着我,雪梅也要搭上半个,还要别人来,学校怎么办?”

        病情稳定后,他说:“我想回家看看。”我给他买了个汽垫床(有褥疮的病人用的,医院里有),让他回家住,但住了一天发烧了,又回到医院,再也没有回家去过。褥疮一直不好,这片治愈了,那片又出现了,高烧一直不退。七月底发了病危通知书,医生把我叫去,说:“杨老师的病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现在是各方面都开始衰竭,就像兵败如山倒的情势一样,随时都会出现紧急情况,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虽然我知道迟早是这个结果,但真的这一天到了,我还是不能接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怎么也缓不过起气来。好大一会,才走出医生办公室。我不能给钟瑶说,怎么办?我把雪梅叫来商量:“该叫你弟弟回来了。”又停了几日,病情又恶化了,我们商量该通知重要的亲友来了。保成一家回来了,保成对爸爸说:“您好好的,这次给壮壮办了手续,可以在中国上幼儿园了。现在放假,让壮壮天天陪着您。”壮壮真是钟瑶的开心果,“爷爷”一叫,钟瑶就笑了,饭也能吃点,也能下地坐在凳子上趴在小桌上吃豆腐脑了,还能用小刀把月饼切成薄片吃几片月饼了。大家都轻松了不少,每天壮壮都在房间里我们加的一个行军床上玩,还不时的和爷爷搭话。我们也在忙着给壮壮联系幼儿园。保中也回来了,也常来医院陪钟瑶。

        这几天,钟瑶大姐、三姐、四妹、弟弟、五妹分别来见了钟瑶,钟瑶还说他们:“天这么热,不用来了,我没事。”

        钟瑶的挚友、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程宏也来看钟瑶了。我的弟弟、大姐、二姐、二哥、三哥、四哥也分别来看了钟瑶,不敢让他们一起来,怕钟瑶感觉不对劲。每当亲人来时,钟瑶的精神还都不错,大家也没感到特别严重。

        8月30日下午,钟瑶正坐在凳子上吃西瓜,来了三个人,一个是教育部民族司司长阿不都,一个是副司长次仁,一个是我们学校借到教育部工作的小宋。我们都非常惊奇,阿司长怎么会知道钟瑶住院呢,我们保密工作那么严。阿司长笑着说:“杨老兄,有病这么长时间也不告诉我们,但我们还是知道了信儿?吹侥憔窕共淮,我们就放心了,好好养!”钟瑶还让他们吃西瓜,他们吃了西瓜,钟瑶也吃了西瓜。8月31日一天也不错,吃东西时都要下床坐在凳子上。9月1日上午八点多雪梅来了,说:“爸,报告您个好消息,壮壮已经正式上实验幼儿园了,今天报过到了。”保成和我是夜里都在病房的。我说:“保成快吃饭,吃完回去休息。”钟瑶高兴了,说让我下去吃饭。坐在凳子上,前面有个活动的桌子,先喝了半碗甜的豆腐脑,又要再喝点咸的豆腐脑,我们又盛了半碗咸的?斐酝甑氖焙,他说:“快,给我点餐巾纸!”我赶快给他,他用纸一擦,是血。我又拿纸给他,这时大口的血就喷出来。雪梅赶快叫大夫,我赶忙扶他上床,毛巾、衣服抓住什么是什么,去接喷出来的血。很快来了一群抢救的大夫、护士,钟瑶一下子就昏迷不醒了,各种抢救的手段都上了。医生说,这是癌症后期的消化道大出血,没法挽救了。我一下子木在那里,仿佛感觉家人再为他擦身上的血迹。抢救的人都撤走了,我也用毛巾为他洗脸,擦身子。各种管子都拔了,换了干净的床单,干净的衣服。钟瑶平静地躺在病床上,我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当亲人们闻讯来看钟瑶时,我才明白钟瑶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这时我大哭一声,蹲到地上昏了过去。我醒来时,已经来了许多亲友,他们劝着我说要把钟瑶送到太平间,我又哭起来。近一年来我在钟瑶面前一直表现得很坚强,很乐观,私底下也没有哭过(我几乎二十四小时都和钟瑶在一起,特别是最后这几个月)。一说要送太平间,我泪如泉涌,怎么也不让送,也不知大家怎么拉着我送钟瑶走的。当我醒来时,我已躺在家里的床上,客厅里孩子们正在布置灵堂。我觉得天昏地旋,饭也吃不进,水也喝不进,醒了就是眼泪不住地流,然后又迷糊过去。旁边有人守着我,灵堂布置好了,孩子们搀着我去看看,当我看到钟瑶的相框带着黑纱时,我再一次明白,我们已经阴阳两隔,钟瑶再也不能回来了。

        但是葬礼要办,入土为安,我还不能瘫下,要和孩子们一起送钟瑶一程,让他体面地升入另一个世界。

       

        为钟瑶而振作

         钟瑶离开我的日子我一直迷迷糊糊,各种反应像是第一信号系统起作用。孩子们让我吃饭,我可以去吃饭,但食之无味,同志们让我去开会,我可以去念发言稿,但稿子内容完全不过脑子。过去我的风格是基本上讲话不用稿子,偶尔用稿子,我会有许多发挥之处,而这正是听者更容易接受的点睛之笔,可现在没有了,就连睡觉都是昏昏沉沉的,早上起来并不轻松,我的表情痴呆,动作缓慢,完全换了个人。一个永远充满精、气、神,幽默灵动的胡大白不见了,变成了一个麻木枯板的老人。同志们都有点害怕,看上去我一下子老了十年。我每天还是坚持原来的生活习惯,睡觉、锻炼、吃饭、记录身体状况和日记,每天晚上要想好第二天干什么,晚上要检查干了没干,干得效果怎么样,每周也是这样。在大脑迷糊这一段记录上有点语无伦次,可这个习惯也刺激我大脑皮层,我怎么成这个样子。我开始追问自己,为什么一下子蜕变的这么厉害,我逐步醒悟,这是没有钟瑶的原因。我们相知相识四十年,很少分开,出差也都是用最短的时间。比如我经常去北京,一般是头天晚上夜车走,早晨6点多下火车,抓紧办事先都计划好的事情。办到晚上10点多,到北京火车站吃顿饭〔早饭、中饭是不吃的,自带点干粮解决,以节省时间〕,然后上车,早上就回到郑州。如果去的时间长,我们俩都是一起去的。我们出去办事也是最佳拍档,事先会周密谋划,两个高智商的大脑,而且又长期磨合,会很快制定出最佳方案。办事时也是配合默契,天衣无缝,而且在遇到突发情况时的应变和公关,我们俩更显示出惊人的才能,所以重大问题是必须一起出山的。我们互相依赖的程度使我们成了一体,分不开,钟瑶去世,阴阳两离,这个现实我不能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对自己的拷问,我还在对学生负责吗?我还对国家、人民负责吗?我怎么变成行尸走肉了呢?如果钟瑶活着,他会允许我这样做吗? 我想起结婚不久钟瑶给我说的“人生就是尝试”,我当时很不理解,怎么会这样呢,钟瑶笑着说,“你慢慢就知道了。”后来我烧伤卧床,痛苦得不想活了,钟瑶鼓励我说,“烧伤也是尝试,别人还轮不上呢,这是你的特权,扛过去,比谁都坚强。”我真的扛过去了,而且之后的人生更精彩,失去挚爱的亲人不也是尝试吗?能扛过痛苦、绝望、孤单,不也能更坚强吗?钟瑶病重的几个月里,担心很多问题,他首先担心是学校的稳固和发展。那时教育部已经下文要对500所普通本科高校评估,其中民办高校只有我们一所,钟瑶说:“评估不是小事,那是进京赶考,我们和北大、清华、郑大、河大一个标准,我们差得还很远。您要想办法请求教育部把我们放到下一批,真请求不下来,一定要放在这批的最后。”真被钟瑶言中,教育部不同意我们放到下一批评估,但时间给我们安排到最后(2008年)。钟瑶还担心征地问题,他在医院里常催我去跑征地(他去世前省政府、省土地局、市委、市政府、市土地局已达成共识,把我校征地作为“省长工程”,实际上我校扩建征地是郑州市2004年5月停止之后第一个开禁的项目)。他还特别担心学校的领导班子建设,他明白自己的病情后并不外露,怕我担心,可他坚持在2004年底就增加两个年轻干部进入班子。他还担心中层干部能不能独挡一面,在2005年上半年,他提议把一些没有正职的部门的副职,凡是可靠的具有潜质的大胆提升为正职,实际上这一切安排都是怕他走后我撑不了局面影响学校的稳定和发展。我们的党委书记,也是钟瑶高中时的同学、挚友,钟瑶病危时托付他,一定支持我,包容我,(我有时脾气不太好)共同把学校的事办好。钟瑶1960年开始献身教育,在国家单位干了二十四年,兢兢业业,又创办黄科院与我艰难共行二十一年,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临终担心的还是黄科院的教育事业,他真是为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难道我一蹶不振沉迷于悲痛之中,把黄科院断送就是钟瑶所想吗?我从梦中惊醒,我错了,我每天和钟瑶说话并没有心灵的沟通,只是在诉说我的思念,我离不开他,我的痛苦无助,这绝不是钟瑶希望看到的。我让孩子们重新布置了钟瑶的灵位,这个房间变成我的书房、办公室,钟瑶在百花簇拥中在我的身边。十年来,我还是和他在一起生活,钟瑶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我的身旁,我每天都给他上香,我相信通过缭绕的香火我们的心灵沟通了,我们还可以促膝谈心,还可以思想交锋,还可以共同谋划黄科院的发展。思想通了,我开始为钟瑶而振作,迅速投入迎接评估的工作之中。每天我和钟瑶都有一个心灵上的交流,我们一起审时度势,共同研究评估中的困难,共同研究应对的策略。钟瑶好多年前说的话都复活在我的脑海中,过去不理解的现在豁然明白。四十年来,钟瑶的血已流进我的身体里,钟瑶的思想已经溶化到我的灵魂中,钟瑶超凡的智慧,坚韧的品格,宽厚的仁心,机智的应变能力,已经注入我的身体,我们现在仍是两个人一起在干黄科院的事业。我的手脚灵便了,我的大脑复活了,我又变成了开朗、机敏、充满活力、一往无前的胡大白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钟瑶最担心的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我们顺利通过了,我们被专家组评价为“优秀”等级。专家组长在向我们反馈意见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评估组组长激动的说,我们来到黄科院有着很深的感受,那就是“震惊”、“震撼”。

       

        孩子们长大了

        还可以告慰钟瑶的是,孩子们这十年都有进步。雪梅2004年担任副校长以后进步很大,“征地”是她接受的第一件大事。她把我俩的优点都学到了,胆大、心细,坚韧、灵动,用最快的时间征了地,扩大了校舍,为评估胜利奠定了基础。她也在各方面得到了锻炼和提高,2009年就担任了执行校长,主持全面日常工作。2012年10月,我把校长职务辞去,推荐她担任校长,大家一致同意,报教育厅、教育部核准正式成为学校的校长。她通过艰苦努力获得武汉大学的博士学位,也被评为正教授,2013年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还兼任了全国青联常委、省青联副主席、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等职。去年是我们学校的三十年校庆,她领导下的三十年庆典比您操办的二十年庆典还好。去年我们还修了校志,今年出了年鉴,以后每年都要出一本年鉴,黄科院正在稳步发展,越来越好。

        您的突然离去对保成触动很大。他一直觉得您是座大山,永远也撼不动的,但您真的去世了,他深感内疚,没尽到长子的责任,2007年他带着妻子、儿子、女儿都回来了,他说在父亲面前没尽过孝,再不能不给母亲尽孝了。他现在担任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在教学科研方面协助雪梅做工作,他得到政府的认可,是教育部命名的“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南省青年科学家协会副会长、郑州市政协常委等。

        保中听了您的劝,2006年得了一个儿子,从斯坦福大学拿到第二个博士后到乔治亚州立大学任教,也为促成咱校与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合作立了大功,现在还担任佐治亚州立大学两校合作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同时也为我校与肖特大学、布鲁奈大学的合作做了许多工作。

        女婿、儿媳也都很好,你最喜欢的外孙已上高二,身高。一米八多,长成大人了。大孙子已上初一,也快一米七了,都很优秀。您说他俩是开心果,现在仍是我们大家的好宝贝。您没见过的孙女和小孙子,都已九岁,聪明可爱。

        孩子们不仅事业上都上进,品德上也都宽厚、仁爱、勤奋、坚强,也都很孝顺,对我是呵护有加。

        他们把您的墓地修得简朴、大方、庄重、肃穆又不失温馨。每逢节日或您的生日、忌日都要去看望您,有时想您了,就去给您说说话。他们怀念您,敬仰您,以您为榜样。

        您走后不久,他们就修了杨钟瑶纪念馆,把我们一家三代办学的事迹昭示给学校的师生,让他们铭记。今年又做了修缮,咱校去年修建的中国民办教育博物馆中专门记载了祖父杨庆肇1908年就兴办“新式学堂”的事迹。

        孩子们长大了,比我能干,比我想得周到。我和他们一定会继承您的遗志把黄科院发扬光大,使杨、胡二氏家族更祥和兴旺。

        我说您是奇人,您说我是奇人,我们俩结合是奇缘,我们也共同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们相知相爱,生命不渝,这是上天给我最大的赐予,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学校值班电话:(0371)6878 2596 6878 4554(传真) 学校招生热线:(0371)6888 0130 6895 1486
    学校校址:河南省郑州市航海中路94号(北校区)  郑州市紫荆山南路666号(南校区)
    黄河科技学院 - 杨校长纪念网© 1999-2016 版权所有  豫ICP备05002420
    盛菲国际